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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作为“廿四史”中第一部的《史记》,其体例是通史,即从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紧接《史记》的班固《汉书》,则一变其体例为断代史,即仅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唐代史家刘知几很赞赏《汉书》的体例,说是“自尔及今,无改斯道。”①实际直至《明史》所用都是沿着《汉书》而来的断代纪传体。《清史稿》亦复如此。宋代史家郑樵则与刘知几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②刘、郑二家之同,在于都认《汉书》为断代史;其异,则在于刘氏不知断代史可以具有通史精神,而郑氏又未能从《汉书》中看出通史精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恰恰是要指出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充满通史精神的③。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廿四史”中,除了《史记》以外,23部都是断代史(如按郑樵之说,连“会通之道”都失去了),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一大特色的通史精神如何能在这些断代史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人们公认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连续性在历史学上又如何得以体现?
    本文试图以《汉书》为例来作一些分析探讨。如果《汉书》的问题能够有所解决,那么《汉书》以下各正史,尽管著述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以上问题也许就可以导出解答的途径。
    一、班固撰《汉书》的自我期许与断代史体例之间的矛盾
    根据什么判断《汉书》体例属于断代史呢?因为它首先列出12帝纪,从汉高帝到汉平帝,一朝12帝的编年大事一览无余。在纪传体史书中,帝纪或本纪以编年形式表述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大事。它是按照时间的经度来表述一代国家大事之经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书》无可怀疑百分之百地是断代史书。
    不过,如果由此就说它是纯粹的断代史体例的书,那也是有问题的。
    刘知几在《史通·断限》中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按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④刘氏熟读《史记》、《汉书》,看出了《汉书》只在帝纪方面与《史记》划清了界限,断代分明,可是一到“表”和“志”方面就又沿袭《史记》的贯通古今体例。在刘氏看来,这是班固的思考未能举一反三,因此帝纪改为断代,表志却走了《史记》通史体例的老路,犯了体例不纯的弊病。
    那么,刘知几的说法对吗?应该说,刘知几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是对的。可是,他没有能够细致了解班固撰《汉书》的深层思考。
    他以为班固是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体例不纯的错误。其实,正是刘知几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不能了解班固著书本意的错误。
    班固《汉书》这样的体例“不纯”,不是粗心大意造成的,而是精心设计而成的。请看证据。
    班固《汉书》的末卷末篇是《叙传》,如《太史公自序》之于《史记》,乃自述家世并表明著述体例及总体布局与各篇要旨的导论。如欲了解班固《汉书》宗旨及大要,那么必须把握此篇文字。而此篇之末又系全书画龙点睛之笔,内容尤为重要。其文云:
    凡《汉书》,叙帝皇(张晏曰:《十二纪》也),列官司,建侯王(张晏曰:《百官表》及《诸侯王表》也)。准天地,统阴阳(张晏曰:准天地,《天文志》也。统,合也。阴阳,《五行志》也),阐元极,步三光(张晏曰:阐,大也。元,始也。极,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极元始以来,及星辰度数,谓《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张晏曰:《地理》及《沟洫志》也),穷人理,该万方(张晏曰:人理,《古今人表》。万方,谓《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纬六经,缀道纲(张晏曰:《艺文志》也),总百氏,赞篇章(师古曰:赞,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张晏曰:包含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正文字,惟学林(师古曰: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亦不皆如张氏所说也)。⑤
    这一段话表明了班固编撰《汉书》的宗旨与自我期许。就其气势而言,殊不下于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⑥。概括地说,《汉书》除帝纪论述西汉一代政治史之外,其余表、志皆横则包罗多科学术(天文、历法、地理、水利、食货、刑制、兵制、学术等等),纵则贯通古今(不仅表、志如此,其货殖列传亦超越汉代而始自春秋)。《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汉书》之志值得推究,“博赡不可及之”⑦,其原因就在于此。班固自诩之“函雅故,通古今”,实际是罗万象、贯古今,正如颜师古所说,并非若张晏仅限之于雅训之故、古今之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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