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史》乃是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1657年，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园（1628-1701）在江户水户藩邸设立史局。当时，德川幕府统治者也支持修史活动，这为他组织编修《大日本史》提供了条件。明治三十年（1897）基本完成，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历时250年。此书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史，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录五卷）。此书乃日本官修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书多方面模仿了中国纪传体史书：首先，《大日本史》模仿了中国纪传体正史为天皇立本纪。其次，《大日本史》列传对中国正史有模仿，有变异。如模仿中国正史中的“儒林”、“文学”等传立“文学传”；仿“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等立“孝子传”；仿“忠义传”立“义烈传”等。再次，《大日本史》的《志》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列十志，包括“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法、阴阳、佛事”十类。其中“神祇”和“佛事”两项，乃根据日本神道教和佛教情况而编写的，《阴阳志》则载录日本历史上的灾异和历法，类似于中国“正史”中的《五行志》和《律历志》；“食货”、“礼乐”、“兵”、“刑法”等几项，则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常有的。“表”亦类似，其有《臣连二造表》、《公卿表》、《国郡司表》、《藏人检非违使表》、《将军僚属表》，这五表明显是按照日本历史而设的。另外，《大日本史》论赞也借鉴中国正史而展开的。最后，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有自身特征。《大日本史》有“三大特笔”：一是将原被奉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归入《后妃传》；二是为被其叔父大海人（天武天皇）举兵叛乱所推翻的“天皇大友”立本纪；三是在南北朝问题上，裁定南朝为正统。在日本政权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有讨论正统问题的必要，但其确定政权正统的标准有异于中国--它是以神器和大义名分为标准。所以，“《大日本史》虽借用中国正统正闰之成语，而所谓正统意义，正统标准，则为日本之特殊思想。”（34）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正统论思想传到日本后，在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了变异。
越南古代史书体裁也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而生成的，主要采用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其中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乃汉文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此书是研究越南历史最重要的史书。该书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由吴士连编纂，收录了自鸿庞氏时代以来的传说及史实，最后于1697年，由黎僖负责增补至后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历时二百多年，全书二十五卷，分外纪全书、本纪全书、本纪实录三部分，是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此外，越南阮朝效仿明代，建立了官方撰修实录的制度，现留存584卷《大南实录》，乃是越南阮朝历代皇帝的编年体实录，记录了阮朝历代国王、宗室、贵戚、诸臣、忠义、列女、高僧、逆臣、奸臣等等不同类型人物的事迹，涉及近代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史料。
总之，朝鲜、日本、越南古代史书体裁，皆是模仿或借鉴中国史书体裁的，无论是官修实录、纪传体、编年体等体裁的史书，还是私修编年体等各类史书，皆是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模仿，正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周边各国才逐渐出现其自撰史书，逐渐形成其史学特色。
四、余论
在传统的东亚世界，支配各国修史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要塑造本国与本朝的正统性，而支配这种正统性的思想观念就是儒家思想。“尊王黜霸”、“尊华攘夷”等儒家理念，是各国所遵循的基本思想，贯穿到整个东亚的史学发展历程之中，其核心理念就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思想，这是传统东亚各国修史的共性。而进入近代时期，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民族压迫与民族觉醒，同时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尊攘”思想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力，成为东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源发动力，因而导致东亚民族主义史学非常发达。在西方的冲击下，无论是最早走向现代化的日本，还是被完全殖民的朝鲜和越南，以及半殖民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都伴随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展起来，成为近现代东亚史学的主要特征。
同时，近代东亚的史学交流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反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挫折，因而日本政治文化就成为中国士人学习的对象，许多中国志士仁人东渡日本，积极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梁启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从日本输入西方的一些史学观念，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而处在殖民时期的韩国士人，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促进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注释：
①[日]西嶋定生：《東アヅア世界と日本史-闗連諸學からのアプロ》（雄山阁刊《歷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连载）。
②参见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③[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8页。
④[唐]令狐德芬：《周书》卷49《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94《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5-3116页。
⑥[五代]刘昫：《旧唐书》199卷上《东夷·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⑦[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汉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版，第11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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