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丁口有增减者，即为收除”，则是指十年之内，人口若有增加，如新生或收继等，即登于新造黄册的“新收”项下，若有减少，如死亡或出继等，即登于“开除”项下。其中人口的自然出生与死亡为该项变动的主要内容。如果“务在不亏原额”的规定也包括丁口增减这一项内容，那就是要求丁口增减也要象土地买卖那样，维持原额不变，这就只有在十年之内新出生的人口数与死亡的人口数相等的情况下，或是出生的人口大于死亡的人口，才能做到这一点。要求十年之内的人口生多少就必须死多少，或出生人口必须大于死亡人口，显然不合情理。不能否认，实际造册时人口方面亦有照抄原额之弊。但在政策与法令规定的层面上，即使再昏庸的统治者，也不会做如此规定的。所以，“务在不亏原额。并不包括丁口增减这一事项，而只是指田地买卖而言的。这一点应是明确的。因此，当引用“比照十四年原造黄册，如丁口有增减者，即为收除；田地有买卖者，即令过割，务在不亏原额”这段史料时，在“如丁口有增减，即为收除”之后，当标点为分号（注：按，郭厚安编《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页； 及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页，转录该史料时，亦均标点作分号。）。 而上述“不亏原额”说者，在引用这段史料时，其在“如丁口有增减，即为收除”之后，均标点为逗号，这是由于对史料原文的理解有误所致。
还可发现，在正德《大明会典》、万历《大明会典》及天启本《后湖志》中均录有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的详细文字，三者所载完全相同。兹引正德《大明会典》中的有关记载如下：
（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将册比照先次原造黄册查算，如人口有增，即为作数；其田地等项，买者从其增添，卖者准令过割，务不失原额。（注：正德《大明会典》卷二○《户部五·户口二·攒造黄册》，（日）汲古书院1989年版，第一册第254页。）
这段文字所言与前引实录中的有关记载，都是有关洪武二十四年攒造黄册之事，讲的是同一件事。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更可清楚地看出，其所言“务不失原额”，是只指田地等项，而不包括人口在内。人口方面乃言，“如人口有增，即为作数”，很明显，这里的“作数”，只能作按实数登录解释，不能作“不亏原额”理解。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朝廷下达了包括“不亏原额”在内的一系列法规之后，洪武二十四年大造黄册有关人口登录的实际结果又怎样呢？据《明实录》所载资料，将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这两个年份的户口总数及各布政司的户口数。
洪武二十四年与十四年相比， 其总户数增加了3万余户，但这是将洪武二十四年新增单位云南的7 万余户统计在内的结果（洪武十四年该布政司尚未建置），若除去这一因素，其总户数实际上是减少了4万余户。就各布政司的情况来看，其中有8个布政司的户数有所增加，而有5个布政司的户数有所减少。在口数方面， 洪武二十四年的总口数则比十四年减少了3百余万，同样，若除去新增单位云南的25万多口，减少的口数还要更多。就各布政司的情况来说，其中有6 个布政司的口数有所增加，而有7个布政司的口数有所减少， 且减少的数额颇大。总之，无论从户数来说，还是从口数来说，洪武二十四年黄册比十四年黄册总数都有相当数量的减少。而各布政司的情况是或有增加，或有减少，变动幅度颇大。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户数还是口数都大大地亏了原额。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恰恰证明洪武二十四年造册时，在人口统计上并不存在所谓“不亏原额”之类的规定。然而，持所谓“不亏原额”说者却认为，“正因为各地只注意了‘不亏原额’的要求，所以对不涉及赋役份额的对象就会有所忽视，对这十年间新增的‘额’更不会主动全部列入登记，结果就出现了这个比十年前减少了5.18％的户口数。”（见前引文）这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不亏原额”的要求，最后才亏了原额。这一推断逻辑，实在令人费解。特别是在明初朱元璋以猛治国、实行严刑峻法的时代，竟有那么多的布政司都亏了原额，敢与朝廷对抗？而且事后亦不受到惩罚？
明初统治者创立黄册制度，规定每十年一大造，其本意就是为了能够反映人口与产业的不断变化情况，以达到均平赋役的目的。“十年之间，户口有消长，产业有推收，且沧海桑田，变更难凭，故必一大造黄册，以清赋役，乃均平之重点也。”（注：《后湖志》卷一○《事例七》，天启元年重修本。）若规定每次造册都要遵照原额，抄袭旧册，岂不失去了十年一大造黄册的根本意义？
当然，笔者绝不是认为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实际造册过程中，没有照抄原额之类的现象发生，也不是认为现存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字准确无误，没有疑问。但对其中的问题，显然不能用“不亏原额”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所谓明初人口统计中的“不亏原额”说，只是对史料原文的一种误解，其实并不存在。
二、关于《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
如上所述，在洪武二十六年成书的《诸司职掌》之中，亦载有当时全国及各布政司的人口统计数字。其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的人口统计相比，增长额颇大，十分明显。而该书并未说明其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因此，如何解释《诸司职掌》所载的人口数字，亦成为明初人口研究的问题之一。葛剑雄在其《中国人口发展史》中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2页。），这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葛氏认为：“尽管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记载，我们可以假定：在洪武二十四年的黄册登记数统计出来并上报后，因总数比十年前下降而引起朝廷的不满，但黄册不可能重修，于是由户部根据后湖贮存的上一次黄册和各地历年上报的增减数，计算出各地的户口数重新上报，这就是洪武二十六年统计数的来历。”（注：同上，第233页。）“这一数据只是根据文牍档案拼凑起来的，并不是各地普查的结果，所以在地方志中从未发现有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是为纠正二十四年数字的误差而炮制的，因此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人工拼凑的痕迹。”（注：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7、41页。）虽然作者也统计分析了某些地方史籍所载人口数字，以论证该说，但如其所言，文中并未举出“任何直接记载”，证据显然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