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见到其它一些非黄册大造之年有关户口统计的记载，如：
（宣德）四年七月，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上曰：“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因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朕谓隋文勤于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大抵人君恭俭，取民有制，则生齿日繁，财富自然充足。”（注：《明会要》卷五○《民政一》。）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并非黄册大造之年，离最近一次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大造已有7年之久，所以不难看出， 这里所言“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当是岁计户口之数。
总之，明代户口岁计制度的存在与实施，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我们将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黄册所载人口、田地总数，与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人口、田地总数加以对比，再联系其后一些年份的人口、田地的统计记录，还可从中得到启发。
在人口方面，洪武二十四年黄册的人口总数与洪武十四年黄册的人口总数相比，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300余万口（3098744口），而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总数与二十四年黄册的人口总数相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多了370多万口（3771260口），增加的幅度颇大，遂使研究者对《诸司职掌》所载该人口数字产生了怀疑，这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所在。如果再看一下田地方面，洪武二十四年黄册的田地总数与洪武十四年黄册的田地总数相比，在10年时间里增加了1 千多万亩（10703124亩），而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田地总数竟达8亿多亩（849652300亩），与二十四年黄册的田地总数相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多了4亿多亩（462177627亩），增出一倍多，令人吃惊。显然，这不可能是对二十四年黄册所载田地数字进行修补的结果，而只能是另外一个系统的统计数字。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所载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亦当如此。即，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也是一个与黄册不同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从明朝开国伊始即存在的户口岁计系统。因而，其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人口数字相比出现了较大的不同。
稍微流览一下其后的人口与田地的统计数字，亦可说明这一点。《明实录》中载有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的人口和田地总数，该年为黄册大造之年，这是现存的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最近的黄册大造之年的有关资料。 如上表所示， 宣德七年的田地总数又回落到4 亿2 千多万亩（424492880亩），从这一数字不难看出，它与洪武十四年、 二十四年黄册相比虽有增加，但仍属同一系统；同时又显出，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8亿多亩的田地统计只能是不同于黄册的另外一个统计系统。再看一下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的有关统计，该年为黄册大造之年，正德《大明会典》及《后湖志》中都载有该年全国人口与口田地的统计数字（见表中A组数字），《后湖志》还声称其本是“据本湖奏缴之数”（注：《后湖志》卷首《凡例》。），即可确定它是黄册大造的统计数字。而同年《弘治实录》中亦载有全国人口与田地的统计数字（见表中B组数字），两组数字相比，无论是人口还是田地，都有明显的不同，差额巨大，人口方面，黄册统计比《实录》所载多出1千多万口（10507703口），特别是田地方面差额更大，《实录》中又出现了8亿多亩的数字，比黄册多出近一倍。在同一年份里出现两组完全不同的统计数字，更证明了，当时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人口与田地统计系统。
总之，笔者认为，就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的来源而言，虽然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记载，但从以上对相关史实的揭示与分析来看，其本属于与黄册不同的另外一种人口统计系统，即户口岁计系统，这种可能性更大。
对这种户口岁计系统的价值评判，则另当别论。现存有关明代户口岁计的史料很少，给探索该制度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其无疑亦存在种种弊病，但也要作具体分析。由朱元璋亲自下令编纂制定、作为明代官府准则的《诸司职掌》，在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所载洪武时期的人口与田地总数，被以后的《大明会典》、《明史》等宫修史书多次引用，视为“定数”（注：《后湖志》卷首《凡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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