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待官书和私记史料价值的三种观点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文字、实物遗迹、口头传说)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理应高度重视，充分利用。
对文字史料的分类，各有不同。《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增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外，古人还有各种分类方法，①但概括起来不外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随着历史学的演变和发展，治史者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已从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等方面，从而官书与私记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它们所含的类别已远远超出古人的界定。今天看，可归入官书这一大类的，有：国家档案、②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可归入私记这一大类的，有：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定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杂志报纸、③账簿、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地理书、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等。
对于官书和私记的史料价值的高低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以下略加说明。
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真实可信，古人万斯同、近人邓之诚等属于此派。
万斯同说：“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纲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④
邓之诚在谈到他撰写《中华二千年史》的选材标准时，写道：“斯编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始及于其他。……今人重视野史，斯编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辅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⑤
万斯同、邓之诚重视实录、正史这类的官书，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比较系统地汇集了大量的史料。即使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私家载集逐渐多了起来，但无论在任何时期它们仍远远不如官书。以实录为例，《清实录》共4363卷，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各方面)，按年、月、日排列，通贯始终。以二十四史为例，它们包括的政治史料最多，但也有经济(如食货志)、文化(如芝文志、经籍志)、宗教(如释老志)以及天文地理(如天文志、地理志)等等方面的史料。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500万字。总的说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零星的私记都比不上官书。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英国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书架超过100英里。同盟国1945年虏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的档案有400吨之重。
但是，认为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就不对了。朱棣三次重修《明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和建文朝遗臣对朱棣的斥责，又歌颂“靖难”之功，难道是“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吗？沈德符写道：“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实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刬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⑥《清实录》的前五朝《实录》改动最大，如隐讳后金与明朝的关系，贬抑政敌，删改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美化皇帝的功绩和言行等等，既有“讳”，又有“饰”。孟森说：清朝皇帝“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⑦又说：“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庙所删汱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⑧
实录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起居注。原则上皇帝是不可以看自己的起居注的，但实际上他们总是要找出借口打破这一原则。例如，唐文宗时，郑朗任起居郎，唐文宗要看他执笔记录的内容，郑朗说：“故事：天子不观史”，谢绝了文宗的要求。唐文宗假惺惺地夸奖郑朗“可谓善守职者”，但又说：“然人君之为，善恶必记，朕恐平日言之不叶治体，为将来羞，庶一见，得以自改。”郑朗终于还是给他看了。⑨在帝王的干预下，史官怎敢一一秉笔直书，真正做到实录呢。如此，万斯同要一切“以实录为指归”，就势必要有歪曲历史真相的地方。
邓之诚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其实正史不仅是“有书有不书”，而是时有篡改、伪造和粉饰，出入很大。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一书中，多处指出正史的廻护之失。例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其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并载司马昭奏称伤公殒命者为成济，他已收济治罪，转似不知弑君之事，反有讨贼之功。⑩这就把杀害高贵乡公的元凶司马昭篡改成讨罪的功臣了。篡改之外，还有伪造。王莽以符命篡汉，刘秀则以在长安时同舍生疆华奉赤伏之符，为建立新皇朝受命的根据。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1)粉饰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正史记载，开业立基的皇帝大都有异相。《三国志·蜀书》卷二“先主传”：“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晋书》卷三“武帝纪”：“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髪委地，手过膝。”《北齐书》卷一“神武纪”：“齿白如玉”，等等。“修臂”与“白齿”都是根据佛像创造出来的“人相”。佛典纪世尊三十二大人相，其中两相即“修臂”和“凿白”。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其时佛教影响已很大，故史书记载帝王相貌，多按佛的相貌来描绘。(12)目的是愚弄百姓，让他们对帝王顶礼膜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