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整风期间，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提出了“古今中外法”：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系观、整体观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把世界及其包含的万事万物视为前后相续的过程和普遍联系的系统，要求人们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研究事物在普遍联系系统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古今中外”应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解。“古今”，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意义上的“往古”和“当今”（也可以扩大一点理解为古代和近现代），要求立足当今研究往古。第二层意思是过程意义上的、以所研究事物的时点为坐标的“既往”（古）和“当前”（今）。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古”中有“今”（今之源、今之胚），“今”中也有“古”（古之延，古之遗）。“中外”，第一层意思是地域意义上“中国和外国”，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①。第二层意思是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己方”是作为研究中心的事物或问题，故可称为“中”。“彼方”或者是与“己方”构成矛盾统一体的另一方（即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或者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②，故可称为“外”。两者均可理解为空间上横向的联系。由于事物的可分性和关联的普遍性，“中”中有“外”，“外”中也有“中”（参阅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初刊1942年9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范文澜全集》第10卷）。“中外”和“古今”相互结合，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任何事物或系统都表现为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在事物或系统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中，以及在其与外部事物或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向前发展的。
“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
我是在本世纪初读了范文澜的《古今中外法浅释》之后，才顺藤摸瓜找到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颇恨相见之晚。近年用它来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思考我们在经济史研究和农史研究中经历的一些事情，时有所悟，“似曾相识”，备感亲切。
二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遵循“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路径。
中国固有的“封建”是西周春秋的“封邦建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被废除了。虽然以后人们把封爵而不治民（“封”而不“建”）的制度也称为“封建”，拓展了它的内涵，但都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是相对封闭的，人们观察历史以自我为中心，只把往古与当今比较，自然无所谓“中外”比较；断断续续将近两千年的“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之争也属此范围。这种情况近代才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百年沉沦，同时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的百年抗争，在这过程中中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开始吸收西方的历史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复1903年底翻译出版爱德华·詹克斯《社会通诠》时，用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并以“封建”对译之。从此，“封建”被理解为世界各国都要经历的社会发展的阶段，而不单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不久，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封建社会被进一步视为人类历史依次嬗递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一。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的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工具。
“封建”概念的这种演变，以及马列主义封建观的传播，是中国人通过古今中外比较来考察历史的结果。这种历史现象产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而中国被迫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从此以后，要研究和解决中国任何重大的历史问题（而不是个别的枝节问题），“古今中外”的视野，都是不可或缺的。
自严复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相当于西欧feudalism的封建社会，已为学界所承认；但不少学者心目中的封建社会是西周或三代。至于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也属于封建社会，是经过长期的论争以后才逐步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考察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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