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揭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封建性。如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著名社会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陶孟和（陶履恭），1918年对江苏省震泽镇农民状况进行了调查，指出当时的农民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农奴“不见有何分别”（《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从现实出发通过古今中外比较而产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把握革命的航向，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实社会及其性质。他们指出，当时的中国“还是法国大革命以前封建社会的状态”（中国共青团团刊《先驱》创刊号“发刊词”），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并于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社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的这种认识，在大革命期间为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封建”一词也在日常生活中流行开来③。1927年，大革命失败，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都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作为重新检讨和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基础，如何确定当时的社会性质，又成为对革命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1928年6-7月举行的中共六大在深入分析当时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是半封建制度”（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重申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载《六大以来》第3页），从而在惊涛骇浪中把握住了革命前进的正确航向。但争论并没有结束，从党内的托陈反对派和党外的“新生命派”的发难开始，争论公开化，从党内扩展到社会，从现实扩展到历史，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其中，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由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路线④。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是在这次论战中得到系统的论证而逐渐被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的（详情可参阅拙文《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这种“逆向”考察的认识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的经院式学术，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扎根于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为什么大革命期间人们就普遍接受共产党关于当前社会封建性质的论断？这并非由于共产党赋以“封建”这个概念什么蛊魅人的魔力，而是因为当时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可以强烈地感到这种与“五四”以来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性事物的无可置疑的存在。既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就是其逻辑的前提，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前一种认识必然导致后一种认识。早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就在《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该文载于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4号。参阅洪认清：《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载《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虽则当时还来不及作具体的论证。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正确判断，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认识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现在有些论者试图用“不符合中国固有‘封建’的本义”等等否定秦汉以来社会的封建性质，未免“舍本逐末”了。你想证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吗？请你首先证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不符合实际的吧。哪一个好汉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这种逆向认识过程及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是正确的，可以从“古今中外法”及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们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的。“古为今用”表达了共产党人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取向，不同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经院式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不能割断的前后相续的过程。要认识现在，不能不了解它过去，因为过去蕴藏着现在的源头和胚芽。反过来，要了解过去，也不能离开对现在的认识，因为现在包含了从过去发展而来或由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历来注重对历史研究，他说：“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他又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我们上文所说的“逆向考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倒行”。引文所指是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名言。现在把马克思的原话比较完整的迻录于下：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具体谈的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意义，他阐述的原理对历史研究是普遍适用的。既然“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那么，对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的剖析，当然可以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前社会提供“钥匙”了。
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包含和体现了这一思想。“古今”相续相涵，所以“古今”也可以相互观照，既可以以古观今，也可以以今验古；当然，这样做并不抹杀古今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互证”和“古为今用”一样，都应视为“古今中外法”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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