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寺田的耕耘者--寺庄“二税户”
辽代许多大型寺院通过继承、捐施和购买等渠道，拥有了大量的寺田，寺田上便有了由众多寺户组成的一个个寺院庄园。辽代寺院拥有“寺庄”，石刻资料已见记载。如前述之白带山云居寺，自唐代开始即有金仙长公主捐施的“麦田庄”；盘山感化寺，在三河县北乡也“有庄一所”；陈宫山观鸡寺“广庄土逮三千亩”。此外，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了神山云泉寺附近有一处二百余户人家的寺庄：“渔阳郡南十里外，东神西赭，对峙二山，下富民居，中廠佛寺，……大小踰二百家，方圆约八九里。”(22) 乾统四年（1104）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也记载了该寺院拥有“坟庄”、“碾庄”等多处寺庄。(23)
辽代寺院庄园中的寺户，被称为“二税户”，但辽代历史文献不见记载，仅见于《金史》中。如《金史·食货志》即云：“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田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24) 同书《李晏传》更具体地记述了辽朝锦州龙宫寺“二税户”的一些情况：“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适之甚。”(25)
《金史》所记辽代寺院庄园中的“二税户”多为由崇佛信教的官僚贵族所捐施，已被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所证实。如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即记载了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曾向拟建中的大吴天寺捐施“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26) 又前引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亦记载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向静安寺捐施“人五十户”。等等。
所谓“二税户”，是指这些身居寺庄、在寺田中耕耘的劳动者，既要向寺院僧侣地主纳税，同时还要向政府纳税。辽代寺院庄园中存在双重纳税的“二税户”，也被近年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所验证。如刻于乾统七年（1107）的《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即记载：高僧严慧大德在道宗朝末期，曾被选为燕京三学寺住持。“师力整颓弊，居多弘益，三载供费之外，有钱五千余贯。乾统初，省司以课最闻，朝廷嘉之，特赐紫方袍，加号慈辩。”(27) “课”，古时即指纳税。这就是说，燕京三学寺在严慧大师的主持下，其寺庄“二税户”生产经营搞得好，不仅富了寺院，而且向政府纳税额亦增多，所以，寺院负责人便得到了朝廷的“赐袍”、“加号”等项褒奖。
南京道涿州范阳县歧沟关有一座大型寺院，名为“天王院”。天王院寺庄内也有大量寺田。据咸雍二年（1066）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记载，天王院众僧曾“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所谓“赎杂宝大藏经”，是指该院僧人集资，以“赎”的形式，购买、收藏了《大藏经》的一种。道宗朝政府大力扶持佛教，为减轻该院僧人因赎购《大藏经》而造成的经济负担，便决定减免该院寺庄一定时期内一定亩数的“田税”，作为补偿。“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免税寺田的亩数为五百九十一亩。同时，该石刻还记载了这些免税寺田的具体方位和“四至”等。(28)
值得注意的是，由以上所引石刻资料（《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和《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之内容分析，笔者初步判定，辽代寺院庄园中的“二税户”并不直接将他们应纳的一份田税上缴给政府，而是将“二税”全部交给寺院，再由寺院按一定比例提出，将应缴纳部分，统一上缴给政府的相关财税部门。
四、寺田及寺院园林中的粮蔬果木之种植
辽代寺院庄园的寺田里都种些什么农作物？文献史料未见只字记载，我们只能从石刻文字资料中作些钩沉。如种植“水稻”。前引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记载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的土地即为“稻畦百顷”。这说明大昊天寺建成后，其寺田肯定要种植水稻。辽代的大昊天寺在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市），《大元一统志》：“大昊天寺，在旧城，寺建于辽”。辽代南京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下确可种植水稻。早在辽景宗执政期间，就有朝臣建议在南京地区辟田种稻，但因当时正值辽、宋交战时期，南京为战区之前沿，朝廷出于方便军事行动等因素的考虑，没有批准。此事见载于《辽史·高勋传》：“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高勋）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29) 辽、宋战争结束后，南京地区不准种稻的禁令被逐渐解除。据《辽史·道宗纪》记载：咸雍四年（1068）三月，道宗皇帝“诏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30) 秦越大长公主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稻田，即在这一时期。
除“水稻”外，辽代寺田种植的农作物还有“麦”、“粟”等。如前引乾统七年（1107）的《上方感化寺碑》即记载，该寺之寺庄“艺麦千亩”。“艺”者，种植也。说明该寺寺田大量种麦。大康四年（1078）的《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记载佛教信徒张义绚夫妇捐给谷积山院的寺田种植的作物即有“粟”、“果”等。粟，俗名谷子，子实去皮后即为小米，契丹辽地，无论是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还是塞北的契丹腹地，均有大面积种植。如《辽史·食货志》即言：“诸屯田在官斛粟”；“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31) 道宗年间，宋人苏颂使辽，途径中京道奚人、汉人和契丹人杂居区，亦见当地人大量种粟，苏颂使辽诗作《牛山道中》中即有“农夫耕凿遍奚疆”，“种粟一收饶地力”之句。(32) 民间大量种粟，寺院亦不例外。
辽代的大型寺院除了拥有大量寺田外，每一座寺院的四周，还有大面积的园林。有些大寺院的园林“幅员数里”。如南京道良乡县的谷积山院园林，“左临桑水，右枕房山，千重林麓萦纡，四面峰峦掩映，幅圆数里，俨类仙居”。(33) 还有南京道蓟州渔阳县的好女塔院，其寺院园林，“东临终南，古代贤依；南近烟山，每有霞云之气；西临峰顶，岁岁传千古之名；北靠御路，连连车马川流”。(34) 在这些寺院园林内，除了原生及次生的各种林木外，也有寺院僧人为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为绿化和美化寺院之需要而有计划、有目的种植的各类花木及果蔬。这在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亦有记载。如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中即有“开土田以具饘粥，植林木以供果实”的记载。(35) 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亦记载了南京道蓟州祐唐寺园林内的果蔬种植状况：“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间栽珍果，棊布蔬畦。清风起兮绿干香，细雨霁兮红葵茂。”(36) 由此可知，祐唐寺的园林内种植的既有各种“珍果”，也有“红葵”等菜蔬品种。清宁二年（1056）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记载南京道涿州超化寺园林内植有“果木二千余根”。(37) 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了南京道蓟州渔阳云泉寺园林内“前花后果，左右林泉。”“每春夏繁茂，如锦绣围绕。”(38)
据历史文献反映，有辽一代，南京地区栽植“栗”、“枣”较为普遍，如《辽史·萧韩家奴传》即载，辽代著名学者萧韩家奴即曾做过管理南京“栗园”事务的官员。(39) 应历五年（955）的《北郑院邑人起健陀罗尼幢记》亦记载南京道名寺北郑院建幢邑人就有燕京“北衙栗园庄官王思晓”等。(40) 南京道渔阳县西有“枣林淀”，湖畔枣木成林。所以，辽代南京道所属各寺院园林栽植的果树亦以“栗”、“枣”等为多。如前引乾统七年（1107）的《上方感化寺碑》即记载，该寺“园有甘栗万余株”。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亦记载，秦越大长公主向拟建的大吴天寺亦捐施有“枣栗蔬园”。
此外，辽代寺院园林内也有栽种各种花草的，采摘后作为寺院供佛之用。如天庆四年（1114）的《张世卿墓志》即记载，虔诚的佛教信徒张世卿，在自己的庄园内，为方便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曾出资建“家寺”一座，“佛殿、僧舍大备”。在张家“家寺”之四周，便是“幅员三顷”的园林，“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张世卿“特造琉璃瓶五百只，自春泊秋，系日采花，持送诸寺”。(41)
俗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辽代亦不例外。辽代的一些大型寺院原本就修建在风光秀美的名山大川间，再加上历代僧人在寺院四周的园林内种花植树，栽果培蔬，绿化园林，装点寺院，所以，很多寺院园林的景致都十分幽美，引人入胜，成了高僧大侣修禅研经、俗家信徒拜佛祈福的上好佳境。如南京道蓟州盘山祐唐寺，景宗保宁十年（978），于寺院园林内建成一处“讲堂”，“兰楹镂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风含夏户；檐外之杉松郁欝，栏前之烟水潺湲。”(42) 俨然一处人造景观与自然风光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又如南京道范阳丰山章庆禅院的园林四季景观也各不一般，“春阳方煦，层冰始泮，异花灵药，馥烈芬披，谿谷生云，林薄发吹；夏无毒暑，在处清凉，怪石颟顸，矗莎叠藓，谈道之者，匡坐其上，横经挥尘，议论譊譊，奇兽珍禽，驯狎不惊；秋夕云霁，露寒气肃，岩岫泊烟，松阴镂月，猨声断续，萤光明灭；口崖结溜，冬雪不飞，长风吼木，居实凛然。”(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