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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阳:双语教育实施的困境与可能:基于“意识三态观”框架的讨论(2)


    一、意识三态观:理解双语教育政策的新视角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和汉语的双语现象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的55个少数民族共操持80多种语言。在长期的迁徙与交往过程中,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形态,汉族遍布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与汉族交错居住。[9]这种独特的民族分布形态直接决定了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双语现象成为我国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
    得益于这种双语环境所奠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顺利地在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即在少数民族学校同时教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让学生继续在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学习汉语,并且在各个层次的民族学校建立起一整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双语教育体系,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和双文化人。60多年来,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几经变迁,到今天,双语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服务于政策讨论的议题,更成为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之一。
    目前,已有文献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以下几个主题:其一,结合国际双语教育的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本身的内涵、类别、实施目的与意义进行讨论;[9][10][11][12][13]其二,从国家或少数民族地方的层面入手,结合国家和地区整体的社会发展情况,总结各地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变迁情况;[14][15]其三,研究双语教育政策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情况,包括实施的现状、取得的成果、面临的问题以及可采取的措施;[12][16][17][18][19]其四,将宏观层面上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与微观层面上个体在学业和心理等方面的表现结合起来,考察语言的使用对双语学习者个体心理表现的影响。[20]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双语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为我们勾勒了双语教育政策从理论(包括政策条文)到实践的全景图。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孤立地关注某一个层面的行动者,而忽视了不同层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实际上,双语教育政策的具体实践从上至下涉及“国家—地方—学校—个体”四个不同层次的行动者。首先,双语教育政策的顶层理念由国家进行统一设计,再由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的文化、社会、语言环境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细化和具体化;其次,双语教育政策的具体执行和落实需要在民族学校或民族校园这个“民族性和现代性交织的教育空间”[21](P.100)来完成;再次,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作为双语教育政策的受众,其在学校的生活和具体经历往往反映了政策的后果。而且,这一过程远不是一个上传下达的过程,各个层次的行动者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应和调整,不同层次的行动者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和影响。[21]
    因此,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理解和分析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在已有研究分析各个层面现状的基础上,将不同层面行动者的资料整合起来,绘制出双语教育政策的整体图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意识三态观”理论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和适切性。它不仅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应该如何行动,而且能够在一个整合的框架内,将不同层面的行动者统合起来、彼此关照,这不仅有利于经验研究的整合,而且有利于民族教育研究的展开。[7][8]
    有鉴于此,本研究希望借助钱民辉教授的“意识三态观”理论,结合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中观层面的意识生态和微观层面的意识心态三个层次,同时关照“国家和地方—学校—个体”之间的关系,统合双语教育政策不同层次的事实和因素,将已有的双语教育研究文献进行重新整合,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当中分析我国双语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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