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昭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22 中国民俗学网 穆昭阳 参加讨论
摘要：近二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事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一种传统文化知识再生产，是以政府、学者、社会三方为主，多方共同参与的学术、政治实践与文化运动。非遗话语的介入，不仅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视角，也带领我们进入社会实践和文化服务领域。非遗很快进入中国民俗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学术研究对象，而非遗保护的工作实践也将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当下，非遗保护与研究在民俗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中占据一定分量，我们可以借此开展对未来民俗学学科面向的探索。 关键词：学科建设；专业实践；知识生产；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穆昭阳(1986—)，男，山西阳泉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6ZDA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850011)；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开展，对民俗学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见证了一个学科更加成熟，更多地响应国家文化建设的需求，参与到社会活动等实践领域的过程。从某些方面而言，非遗保护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适时地推广并提高了学科的知晓度和影响力。作为一种研究对象，非遗充实了学科研究基础，并在强化学科意识、增强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体现学科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一、学科基础:非遗保护的研究视角 安德明在一篇研究非遗保护与民俗学关系的文章中，提出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民俗学确实在非遗保护与研究中从理念、方法、思路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民俗学在学科重建后的20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进入21世纪，现代传媒技术日益发达，信息网络社会逐步完善成熟，国内国际交流更加便捷和频繁，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广阔的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在此时被引入中国，自此，民俗学人开始关注、解读非遗，并结合中国学术经验不断消化，使之逐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以此建立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可以说，21世纪初期的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1世纪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冲击加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公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同年认定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04年，中国加入该公约。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签发国发办[2005]18号文件，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2007年5月24日，在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宣言》通过。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这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2012年，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咨询机构，获得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地位。在新世纪的十多年里，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国民俗学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时机。 在新世纪非遗热潮的影响之下，一些院校也增设了专业研究方向，增加培养人才的数量。众多保护中心及相关机构的成立，都为民俗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一些学者也呼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并建立了相应的教材与课程体系，做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与开拓。(1)谭宏提出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的步伐，促进研究与保护事业发展。而“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有相近的学术目标，有相似的历史保护形式和社会认同基础。将两者共同讨论和交叉研究，有助于实现三种提升:一是有助于将部分本国文化杰作塑造为人类共享文化产品，二是有助于促进开展大众遗产学教育，三是有助于在人类多元文化差异中保持自身文化权力”。众多学人对于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讨论甚多。董晓萍提出了“民俗非遗”的系统概念，并做了理论阐释、梳理和个案研究。(P26)高艳芳对非遗保护运动的历史性影响，尤其是对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做了梳理。而施爱东认为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非遗保护运动虽然为中国民俗学发展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但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尴尬。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民俗学者们该何去何从? 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从现实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行政工作的烙印。非遗保护工作由政府主导推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配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行政，而民俗学者们的专业知识恰恰是被迫切需要的，民俗学学科也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迅速成长，民俗学学科研究生学位点也快速增长。但是，非遗保护并不仅仅是民俗学一个学科参与和包办的，而是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共同进入，参与到对这项宝贵文化资源的调查、积累、评定等工作中。非遗工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到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4批共1372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文化部命名4批共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评审工作明显放缓，视角开始转向非遗保护的机制运行、有效保护等方面。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民俗学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仍显得积淀不够，而且，一个文化热词势必有降温的一天。非遗保护更多地仍然体现在文化政策层面，由此寻求诸多学科的帮助和介入。而民俗学在非遗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并为非遗保护与研究提供智力支撑。非遗应回归自身的角色定位，民俗学为非遗研究提供了诸多视角，在坚实学科基础的同时，也增强了民俗学学科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