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泰]食物与性别：食谱中的个人生命故事——食谱作为自传的案例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15 中国民俗学网 戴安·泰 译者：方 参加讨论
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是了解如何通过食物以及围绕食物相关的文化来讲述女性生活，以及我们从对食物的研究当中可以学到什么，特别是如何从对食物的研究来分析女性角色以及女性生活。 “性别，与食物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食物一直被认为是女性家庭内首要的职责。为了更好地理解在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性别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理解食物和饮食文化如何塑造了并继续塑造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有必要的。从购买食材到准备食物，到后续的清扫工作，食物的每一方面都与性别问题揉和在一起。”a这段较长的引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并以此作为我研究的出发点。从准备食物到食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与环节，确实与性别密切相关。 我到中国时，注意到人们在用餐时可自由选择那些看上去很有诱惑力的食物，我也注意到在学校的食堂或是餐厅，人们也是自己选择菜品然后由服务员为你提供服务。但是我很好奇，在中国普通家庭中，何种方式更为常见，是你自己选择想要的，还是只能吃别人安排给你的食物？谁来为你提供用餐食物？谁先决定开始用餐？祖父或是父亲？谁会得到最好最多的食物？这些琐碎的细节最终都会指向一个问题。在我成长的家庭中，过去一般都是祖父或是父亲先取用食物，当然最好的食物可能会先让客人享用，然后是长者、儿童，而祖母或是母亲这些做饭的人，往往是最后才去食用的人。在此过程中，她们要时刻关注桌上食物的食用情况，是否还有足够的食物，谁还需要以便及时添加等等。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些食物的问题一直是与女性紧密相联的。正如迪沃特(De Vault)所说：“这不仅仅是女性承担了更多喂养工作，而且此类工作也是女性“实践(do)”性别(gender)的主要方式之一”b。诚如我的祖母和母亲，她们正是以能否在恰当的时间内做一桌丰盛的大餐获得众人的夸赞，来决定是否是一名成功的妻子与母亲。“女性气质(femininity)”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诠释或表达的。 一、作为自传(autobiography)的食谱 今天，我想用我自己的家庭故事作为案例来讨论食物与性别。看一位女性的食谱可以看到她的生命故事(life story)，食谱就是讲述她们生命故事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是否有由上几代女性长辈留传下来的手写食谱？在加拿大及北美地区的文化中，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时候妇女会写下她们的食谱，有时她们为了自己查阅食谱，有时她们也会将自己制作的食谱传给女儿或朋友，而今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网络上获得这些食谱，根本不需要花费时力去记录保存。 我的母亲于1954年结婚，在她的告别单身聚会上，她得到的礼物之一是一个装满了空白卡片的小盒子。所以，结婚之后，她将别人给她的食谱或者她学来的食谱都装在了这个小盒子里，或许她也从她的母亲那儿得到一些。所以，她有各种各样的食谱，这些小卡片寥寥数语，记录的都是一些简单的烘焙配方，看上去非常朴素。 所以，今天我所要讨论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小卡片来讲述我母亲的生命故事。这不免有些让人疑虑。这些简单而又相似的食谱，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小卡片讲述女性的生命故事？作为自传，它们是否过于简单或刻板？ 首先，我想说这些食谱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灵活。虽然这只盒子里装的，只是一些简单且程式化的曲奇、饼干之类的烘焙配方，甚至都不是一顿正餐的食谱，但是如果你自己想做点什么的话，这些烘焙食谱确实能为你提供不少帮助。例如，在依照食谱制作食物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知道何时该取多少合适的量；或者有些食材是家庭成员不喜欢的，你就会寻找另一种食材来替代；又或者当你不知道该为晚餐安排些什么时，你就可以参看一下食谱。所以说食谱是可调整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让做饭这件事看起来更像是依照计划来实施，或称为“食谱计划”(Recipe Plan)a或是“一般模式”(GeneralModel)b，主妇们只需要根据家庭成员的口味，在此基础上临时加一些别的材料即可。或者说，这个根据食谱烹饪的过程，与音乐谱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如同作曲者般，拥有诸多类似于“食谱”这样的谱曲素材，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便可编织出美妙的乐曲，给了主妇相当的创造空间。 当我们再深入一些地看这些食谱的话，其实它与其他讲述女性生命故事的方式并无多大的不同。我的祖母只受过几年的学校教育，在她的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多女性会写字，她们不知道如何写作。受过教育的男性，他们可以为自己书写自传并出版，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是做不到的。她们只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生活事象来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比如从一些缝制的被褥等诸如此类的物质用品中，可看到她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与生命故事。也许有一些能写字的女性，她们会记日记或是给孩子们写写信件，但也绝不可能写出那种“我出生于……，那一年发生了……”那样的标准的长篇自传以供出版。因为大部分的女性都因忙于照顾家庭、孩子，她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用简短的语句，匆忙地记录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比如记录并保存食谱。这与其他女性自传方式有相似之处，如碎片化、非线性等。 当琳达·伯扎克(Linda Berzok)的母亲去世时，她的母亲留下了几十个有索引卡的盒子，上面记录着各种食谱。琳达写道：“我开始认识到这里有故事，一个可以通过卡片而讲述的故事。有些女性留下日记，我想，我的母亲留下了食谱。”a食谱是日常生活自传的记录形式。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通过脸书、博客、社交媒体等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与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碎片化的生活信息。我认为食谱也是另一种非正式的自传，如同我们当下使用的社交媒介一样，过去的女性用食谱同样可以讲述她们的生命故事。 我的母亲用食谱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我对母亲的烘焙有着清晰的记忆，实际上，这可能是数种记忆组合而成的一种。因为当我长大后，我经常看她烘焙。我记得我18岁时一个周六的早晨。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回家过周末。我的母亲并没有花时间坐下来跟我聊天，而是和以前一样，我一边坐着看母亲烘焙，一边和她聊天。我不确定为什么她不需要我帮忙，看上去她也不想要我帮她。也许演示给我看，需要花更多时间；也许是厨房太小容不下更多人。数年后我才意识到，厨房如此之小，因此迫使女性自己做了所有的工作。现在，我就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母亲快速地走来走去。她混合黄油，将曲奇舀进曲奇烤板，并清洗餐具。一个多小时里，她做了整个家庭一周所需的烘焙食物，曲奇、方饼、饼干和派。这并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的，因为这是我母亲每个周六上午都要做的。可是那天，当母亲把做好的东西放进收纳罐里，她停下来说：“你知道，我真是不喜欢烘焙。” 正是这个记忆，启发了我去研究我的母亲和她的食谱。怎么会“我并不喜欢烘焙”呢？是什么让我的母亲如此多年地，在每个周六为这个家庭做着重复的烘焙工作，却带着“我并不喜欢做这件事”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母亲并不指望能成为一位知名的大厨，可以让食谱来记录她的一生，甚至在社区里，她也不是那种家喻户晓让人慕名来求得食谱的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收集的这些食谱，如今成为了我们家庭珍贵的财富，而在她想来，这只不过是一些寻常的食谱，是她的工具，她需要这些食谱来做出一顿餐点。只要你认真看，这些食谱真的是简单、快速、易操作，而不是那种看上去详尽，充满温情的家庭食谱，甚至有一些就是她匆忙写下的。比如这张就是由于没有空地儿，她不得不匆匆地记在了纸边的空白处。她压根儿没想过要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认真收集与排列，然后作为“家传”留给后代。她并不喜欢烘焙，却要通过食谱来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这确实有些让人疑惑，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研究案例。 母亲的这个盒子里有350种烘焙的食谱，都异常简洁、经济，没有什么华丽奢侈的东西。她并不因为是一名优秀的烘焙师或厨师而被众所周知，她所搜集的材料也不那么周详和富创造性，这些关于曲奇、方饼和蛋糕的配方，用的都是随手可取并不昂贵的材料，简便易行。她做了那么多年的烘焙，并不是出于享受而是因为她觉得不得不这么做。她的故事与她同时代的大部分女性是相似的，正是因为她的普通，与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样默默承受着家庭工作，才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她的食谱不仅讲述她自己的个人故事，也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其他女性生命故事。 二、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劳伦(Laurene Falconer)出生于1931年，她在新斯科舍的一个小村庄长大。那儿有95%的家庭来自苏格兰，人口稀少，大部分是以农耕为生的农民，仅有的一些冶炼之类的工业也在一战期间关停了。她与父母和弟弟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在一家生产铁路车辆的工厂工作。高中毕业后她学习了秘书课程成为了一名秘书。在那个时代，女性一般有三种职业选择，秘书、护士或是教师，但一旦结婚了就会因养育下一代而不再工作。1954年，她和我父亲亨利(Henry Tye)结了婚。 我的父亲亨利是一名牧师，那时候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几乎每个聚集生活区都有教堂，人们也常常去教堂。这些教会有的非常严格，而我父亲所在的美国教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他们总是致力于如何来帮助社区更好地生活，那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当牧师毕业时，一般不能自由选择而是会被指送至某个社区的教会，所以他们通常是从服务于一些小教会开始，然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我父亲被指派去的那个社区(Cape North)，道路修成仅一年，条件十分艰苦。在冬天，那儿冰天雪地与世隔绝，人们只能储藏大量食物，一个冬季都闭门不出。 之后，我的父母又搬了几次家，到了新斯科舍(Nova Scotia)，最后来到了夏洛特镇(Charlottetown)。这对我的研究十分有帮助。因为母亲在她的卡片上记录着是从谁那儿得到的食谱，卡片上写着她们的名字，所以我很容易就能从卡片上得到有关母亲不同时期居住于不同区域的信息，比如这张卡片上的名字劳伦·菲尔，她是我们在新斯科舍的一个邻居，这些信息很容易就让我辨认出那些卡片的新旧与来自何处。 让我们重回布雷顿角(Cape Breton)。布雷顿角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典型的农耕社区，有着百分之百的苏格兰移民与传统，我在这儿出生。因为我的外祖母并没有怎么教她做饭，所以作为一名新家庭主妇，我的母亲在这儿开始认真学习烘焙。这个社区的人们非常热情，对于牧师的妻子更是照顾有加。请注意这里有一部分卡片是打印的，因为那个时期我的母亲刚辞去秘书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父亲职业的缘故，他喜欢有条不紊，所以这些卡片都是打印的，非常整齐。但是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以后就没有了，可能是因为后来的家务工作更为忙碌的缘故。 1957年，他们又搬到了一个稍大的镇上——帕斯博勒镇(Parrsboro Town)，这是一个曾经富裕的小镇，这儿有船舶制造业。那时，我们居住的社区里有个女性团体，她们常在一起做一些精致的食物。我的母亲因为来自北方，烹饪技术也不是很精湛，所以多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淑女团为我母亲复印了一本食谱书，从书上的划线部分可以看出当时我母亲多么认真地阅读，并仔细地做了笔记，她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些“美食”。 1961年，他们搬到了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Charlottertown，Prince Edward Island)，这里已经算是一个小城市了。这儿的生活对于母亲来说更有趣些，他们有了新居所，居住条件改善了许多，孩子们也陆续出生，可以看出那时的她心情不错。1962年，我的妹妹凯茜(Cathy)在这儿出生了，因为母亲孕期时感染了风疹病毒，所以凯茜先天耳聋。这在我母亲的生命以及家庭故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的父母因此做了大量帮助当地因听力障碍而失学的儿童。1967年，父亲在教堂管理机构谋得一职，我们又搬到了艾摩斯特(Amherst，Nova Scotia)，一个工业小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凯茜听力困难，但在艾摩斯特她可以去上学，这个学校接纳了加拿大东部大部分的失聪儿童。 1970年，我的弟弟马克(Mark)出生了。我的母亲在一家幼儿园做兼职工作，并在一家聋哑学校帮忙。等弟弟长大入学后，母亲进修了高级秘书课程并从事全职秘书工作，从1979年一直到1989年，她在一家高中做了十年秘书工作。那段时期，我父亲因工作关系经常离家去各处的教堂做组建工作，而我的母亲通过教会和自己的工作，结识了许多自己的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变得更为独立。1981年，她被诊断为乳腺癌并做了化疗，但是不久癌症又复发了，她继续接受放疗。1989年，我父亲因重回以前的教堂工作，我们于是又重新搬回夏洛特。我母亲因癌症再次复发，搬家后不久她去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