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卡舒巴]城市，一个硕大的自拍照？——在舞台与舶来品之间游弋的城市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7 中国民俗学网 [德]沃尔夫冈·卡舒 参加讨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城市愈来愈成为了实验室，在这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被一股脑儿地向前推动着。这与我们欧洲城市的历史性生成、演变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基于人、观念、商品的迁移而得以形成，都是基于生产、贸易、市场的扩展而得以成长；在通向现代化的漫长道路上，它们也都首先衍化成为了特别的“城市文化”的地点：社会的氛围、多样的文化、耸峙的大楼、开阔的广场，当然首要的是还有外来者，他们来到这里、停留下来———对于城市的法则，文化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曾经这么简明扼要地描绘过。在一个对于外来者有敌意的话语时代中，我们要回想起这一切。 １９００年左右，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首先树立了一种“内在城市化”的观念，也就是一种特别的大城市风土人情的生成。他指出，“自由的芳香”从现代化城市远远地吹向乡村，它对于迁徙者具有特别的诱惑力，因为它保证可以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对于一个工作、庆祝、服饰、爱情都要经受严格管控的世界来说，这一承诺可谓意义深长。从起源上来看，城市化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从１９世纪的“守夜人城市”到２０世纪的“不夜城”，即是二十四小时都充斥着躁动与活力，在这里，工业化劳作与大众文化构成了日常生活，存在着全新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环境，进行着建筑样式与生活方式的种种实验———城市公园和花园城市、工厂教堂和租住宅区、城市剧院和有轨电车，等等。由此，所谓的“城市性”也就自导自演而成为了现代化新生活、新文化风格的代名词。 一、城市作为舞台 “城市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可谓丰富，在过去的２０年间，现代都市已几乎将其发展到尽善尽美：通过城市文化的大舞台，城市自身以及我们———城市的居民———的的确确获得了身份认同。因为，在今日，城市及其居民乃是置身于一场共同的游戏中，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角色而登台：在相应的场景、表演之中，二者（城市和居民）彼此相互映照。 由此，城市就近似于硕大的“自拍照”，因为它帮助自己、帮助我们实现了彼此之间有意义的关联：“我”和“这儿”、人与城市维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性质的共生现象。每一天，这种情形都发生于成百万的相机自拍照中。智能手机提供了技术的支撑，而人们拍照的姿态也同样成百万计，有时甚而阻碍交通而让人上火，因为总是这些“其他人”、外来者、游客阻挡了我们购物、骑车的前行。———对于这一类的景象，我们尽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直到自己也抽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加入这一行列之中。 这种“自拍热”早就见于大城市的旅游潮中：比如独自一人伫立于埃菲尔铁塔前或者跟女朋友站立在勃兰登堡门前，等等。渐渐地，本地人在自家城市里也同样出现了“自拍风”，这是本地风情的展现：比如在自己的母校前或者在跟朋友常去的酒馆前。这两种情形都是对于城市空间的象征性占领，踏入了这些场景，我们也就有意识地对于城市空间予以标记与定义，前景中的我们的圆脑袋便给予了背景中的陌生城市与自家城市以一种不一样的、新的意义：对外地来说，这是世界主义；于本地而言，这是地域的真实性。 我之所以用“自拍”这个概念，是想用它表达一种有关文化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创造的策略。作为城市的行为主体，我们是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进行着这一创造———无论去外地城市作客还是在自家城市家中。城市是一个特别具有象征、展示功能的舞台，对于我们来说，它的这一功能早就是理所当然了———尽管相对而言，它还很年轻而且新鲜。在３０年以前，这一切都还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我们的城市还不是一个生活世界的展示舞台，而主要是一个工作世界的交通空间，彰显着深层危机。 首先要提请注意的是：直到１９４５年，纳粹主义和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许多欧洲城市的建筑实体，更为主要的还有它们所代表的建筑艺术及其文化传承；从巴黎到莫斯科，多样化城市社会所拥有的生活风格、生活品位都在恐怖与战争中遭到了摧残。而１９４５年之后城建方案的破坏性并不更差：名义上是要在废墟上耸立起现代化的、自动化的城市，如同凤凰涅槃重生一样，然而实际上却只是用混凝土浇铸了行驶街道和停车楼、购物中心和步行区、银行地库和写字楼而已，其代价却是老城区和社会氛围的破坏。 相伴而生的则是生活风尚的私人化、个体化，因为人们开始喜欢在自家的四面墙壁之内度过自己的业余时光了：电视机前的沙发里，人造绿色植物的包绕中，家庭酒吧的台子前……结果就是———正如亚历山大·米切利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ｉｔｓｃｈｅｒｌｉｃｈ）１９６５年在一篇怨味十足的文章中所说的———新的“城市荒漠”：人人默默无闻的、被撕裂了的城市世界，它或许能给人以留宿之处，却不再给予人以家的感觉。 此时，在这场首先由于战争与恐怖、随后基于规划与消费而招致的双重危机中，为了拯救城市，“文化”应当出场了。“文化为了所有人！”这是时任法兰克福文化局长的希尔玛·霍夫曼 （ＨｉｌｍａｒＨｏｆｆｍａｎｎ）所发出的呼声；在当时，正是高等文化（礼）和社会文化（俗）重新混融的时候，通过这一口号，他想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的双重力量：维系的和构建的。所以在那时就发生了我们后来称为“城市文化化”的进程：文化纲领、活动、组织、机构等等都渐次有条不紊地被植入了城市空间。 最初的文化化是“由上而下”的，也就是源于国家的或者地方的文化纲领，其开端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城市文化的“节日化”。爵士节和民俗节、文学日和方言日、戏剧节和电影节，诸如此类，它们是人们在市中心集会、重新培育文化兴趣的新抓手。理所当然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了城市文化的“机构化”，因为这些有关文化的新思想和新形式也需要新的预算和稳固场所。这样，在市里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新的博物馆、礼堂、文化中心等等。到了９０年代，则产生了城市文化“活动化”的趋势：诸如音乐会、展览会等等种种大型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增进了本地人和外国游客对它的兴致。到了２１世纪则终于出现了我所钟爱的潮流：城市的“地中海化”，也就是城市的系统性沙滩化、棕榈化。在我们的家门口，在集市广场、停车场、街头咖啡馆等种种场所也都随处可见美妙的户外风光，其间装点着躺椅、遮阳伞、沙滩排球、露天酒吧、拉美流行乐、凯匹林纳鸡尾酒，等等。特别具有度假氛围和地中海情调的还有这句口号：“来吧，我们仿佛躺在南方地中海的沙滩上！”即使气候有时有些寒冷，我们北方的沙滩生活因而难免带了些自嘲与自虐的色彩，但这都丝毫无损于人们的兴味盎然。 明显地，在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这一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有两样不断上升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是在城市里对于更多公共生活的愿望，另一个则是对于结成共同体的新形式的寻求。这类需求即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化，主要体现于城市运动中，它们承接“自上而下”的文化纲领、运用之、改变之。其开端在于纽约。１９７１年，纽约市的一个文化中心和市政府一起设计了那件著名的带有心形的Ｔ恤，其口号是：“ＩｌｏｖｅＮｅｗＹｏｒｋ”———这是一个垂死城市的呼救声，由于交通和污染、投机和犯罪，这座城市已经濒临衰亡！所以，这件Ｔ恤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不要让我们和这座城市分离！”而同一年，德国城市代表会议也发出了同样急切的呼吁：“救救我们的城市———就是现在！”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新社会运动”，其形式比如有社会和历史协会、音乐和艺术倡议、生态和妇女团体等等，它们采用了新的文化形态，并从中发展出了地区公众生活和地域身份认同的新形式。而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又主要由此衍变而来———无论牵涉到空间、机构，还是关联到社会、象征符号，都是如此；而且其主题范围相当宽泛，从都市园艺到难民帮助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过去几十年间城市文化新涌现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外来者”也始终是起着关键性的共塑作用：移民、流亡者和游客。这三类群体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新发现与振兴，因为在我们的城市里，他们作为“新分子”必须要建设同我们之间的交际与联络，然而却是基于他们各自本有的文化传承：从烧烤到野餐、从球形面包到冰淇淋咖啡，从水烟到土耳其烤肉馍，诸如此类。我们本地人也同样经常外出旅游而从其它城市带回新事物：从巴黎的城市沙滩到纽约的素食小吃，从维也纳的博物馆街区到巴塞尔的河道游泳，等等。 二、城市的文化革命：公民社会和生活风格 因此，城市的未来也早就显露端倪了，它将成为一个大的都市试验场，也就是从单纯的工作、交通、居住场所演变为有吸引力的、开放的、越来越绿色的生活和业余活动世界。这可称为城市社会以及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空间的积极的“夺回”，从经济上、社会上它都标志着一种迅疾的范式转换：从福特主义城市到后福特主义城市，从２０世纪单纯和着工业与交通“节拍”的城市到２１世纪关注生活质量和享乐主义的城市，从城市作为工作世界的旧惯例到城市作为生活世界的新风气。 这一范式转换的效应强大而持久，以至于就连市中心又都可以适合于家庭和孩子、休闲和放松了，已经成为生活风尚的舞台和文化实验场了。这是一场井然有序的革命，无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在进行着，其口号是：别没精打采了，穷乡僻壤一般！如今，就连德国的小城镇也勇敢地在印制自己的Ｔ恤了———“我爱瓦内－艾克尔”诸如此类，而且这些小城镇也在呼吁它们的公民要积极地参与本城的未来建设。如此这般，城市空间就似乎成为生活风格的一个巨大的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实验着、导演着、确认着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模式，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一再地商讨我们的文化“自画像”：从时装到音乐，从人体造型到饮食文化，从社会活动到政治参与，等等。“我吃什么，我听什么样的音乐，我有什么样的发型、时装、纹身，我信仰什么，我是什么样人的粉丝，我扛着什么样的旗子———这也就是我了！” 这一切即是所谓的“城市文化革命”：生活世界取代工作世界，社会空间取代人群密集区域，文化地带取代交通地带，家乡取代异乡。所以，我们也都在渴求这样的一种都市生活，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应当是如下等类新事物：个性和自主、公共和共同城市空间、社会混合和文化多样性、在户外和亲近自然、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和各种活动，等等。能清楚反映这类需求的莫过于智能手机上城市应用软件的巨大市场了，这些软件可以让我们亲身徜徉于城市的新空间、并在其中给予自己以定位———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路上、作为本地人还是游客。 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两条相向而行的发展路线：其一，移植的绿树、重兴的街头咖啡吧、变幻多彩的公民倡议、用心维护的邻里关系等等自然都是增进了城市的魅力，让它更加宜居、更加惹人喜爱；其二，这一切都提升了城市空间的文化价值，也让它更加吸引那些新潮分子和投机分子，这些人更主要的是急剧地来消费城市空间与文化，而不是持之以恒地来维护它们。所以，“贵族化”成为城市过往十年的关键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在更加重要的是：哪里对公共城市资源有投机性的攫取，哪里就应当有反抗、就应当发展出城市生活（或者说“城市存活”）的新文化形式。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有创意的，比如租客行动和街区行动、楼房盘踞和广场盘踞、抗议音乐会和艺术活动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派对（聚会）和政策彼此走的越来越近，而且彼此渗透，因为很明显地，恰恰是这种混合和创意能够激发越来越多的人们。 同时，由于这一贵族化的问题，城市社会又形成了另外一种自我矛盾，也就是城市空间和城市行为主体（人）的“传记模式”问题，因为“城市”始终还是意味着生活历史———空间的历史和人的历史，而在今天这二者（空间和人）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角身份而存在。所谓的传记模式，在这里就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是指刻入这个城市空间历史的故事和传奇，它们也是这个城市的空间所独有的象征性符号———比如对于市场广场、犹太人街区、工人街区、休闲大道等各个空间，莫不如此。由于城市生活风尚变迁的影响，所刻入的东西也会变化、修正、乃至消失。当这些以前打上无产者或者移民者标签的街区成为旅游热点、派对热点或者成为专门的博物馆、画展街区的时候，这些关于城市传记的历史材料也就衍变成为了文化资本。 另一方面，这一传记模式还涉及到我们自身，也就是城市空间的居住者和拜访者，因为我们自身也在这一空间里生活、变老，我们也想看着这一空间和我们“一起变老”。我们也想看到，我们的人生经历变化反映在这一空间里，同时给它打上我们不同愿望和利益的印记。柏林有一个谚语“从占领者到拥有者”，它反映了不少柏林人的人生经验：在年轻而又轻狂的日子里，他们占据着公寓楼房、大学生合租房，而在以后当他们有了家庭，通过相关协会的支持，自己则突然变成了房主。然而，他们现在却被新的年轻一代攻击为“贵族化之流”了！这真让人难过，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始终还都是“好人之流”啊！反过来，对于那些善于“打破壁垒”的年轻人来说，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不久后也有了自己的小女儿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对于安静与安全的需求，对于音乐、俱乐部、街头喧扰就不能容忍了。所以，有某些始终把自己视为都市美术狂热粉丝的艺术发烧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不再把自家外墙上的涂鸦真的看作是艺术了，而不过认为是单纯的乱涂乱画而已。 上面的论述视角是说，城市空间和城市的人始终都在变动、变化、变老。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城市居民的需求在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有力，以至于其发展中的每一种情形都应当被合适地加以对待———而且是刻不容缓！城市应当适应我们，适应我们各个生活阶段不断变更的愿望和需求。在以前，我们一生之中大约要在各个城区之间搬四到五次的家，今天则应当是城区加以转变了———一切都要取决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是带着滑雪板（单身青年时期）、婴儿车（年轻父母时期）、手杖还是老年助步车（老年时期）！ 结果，就开始流行这样自私自利的腔调了：“你们玩火可以，可是不要在我的后院！”因此，在关于城市贵族化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要再单纯地把自己看作是“好人”了，因为我们自身也在消费这个城市的资源：同我们不断变幻的生活风尚需求以及空间需求一起。一个例证是：１９５０年，每个德国居民的平均居住空间是１５平方米，而今天已经是接近５０平方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