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卡舒巴]城市，一个硕大的自拍照？——在舞台与舶来品之间游弋的城市性(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7:11:11 中国民俗学网 [德]沃尔夫冈·卡舒 参加讨论
三、城市中的自由：自主权还是共同福祉？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对于“城市属于谁”这个如今经常提起的问题，虽然“属于我们”这个答案听起来冠冕堂皇，而且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它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特别是鉴于个体、自主权与共同福祉、公民社会这两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答案显然并非言之凿凿。本地人还是游客，公民还是派对狂，政治积极分子还是利己主义者———对人群加以分类越来越难了，特别也因为我们现在总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并且其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了。 这正是所谓的社会空间、文化形式的混合化、模糊化过程，它是当前后现代城市景象、后现代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因为，同传统的党派、工会、协会不一样，这类运动的存在形式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在城市规划中，各个公民委员会也都一直在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多的社会混融。比如说，生态方面的倡议是想通过公园、街边绿树、河畔林荫道等来实现城市的贴近自然，邻里关系相关的倡议想达成对于绿树植被、公共广场、城市园艺等项目的监管，教区组织则试图组织给流亡者供给饭菜、给流浪者提供一个安身之处。其间，地域的历史也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修葺楼房或者整条街道的时候，公民倡议也会利用本地史来为自己的想法加以论证。即使是传统的协会也都开始脱离小聚会圈子，逐渐融入公民社会了：从足球协会到歌唱协会，从城市文化到难民工作，都是如此。简短来说：公民社会行动以批判性的姿态面对城市空间日益加剧的经济化和资本化，提醒人们重视自身的需求和地域身份认同。 公民社会运动的宽泛与多样性也就证明了城市社会一体化的成功。当然，这不应当是一种狭隘的理解，认为仅仅是指流动人口、移民、难民融入到了当地秩序之中。一体化政策应当具有城市社会的全方位视角，因为城市的离心力愈来愈强，不同城市居民的需求与生活风尚之间偏离得越来越远：价值观和信仰、居住形式和消费风格、音乐品味和饮食文化，等等。而且，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从“道德”上来论证这种种不同的观念：正确的、健康的、生态的、公平的、真实的……有时候，一些公民倡议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如此强烈，都已经类似于行政政策的“自我领域本位”和行政管理的“盲目安全追求”了。 所以，这些逐渐衍生出来的“自我本位”、排他性需要一种平衡力量，也就是一种可以予以审慎调节的一体化政策。这种政策应当具有全局观，对于地区政策、行政管理以及公民社会都应该一视同仁，同时制定全新的、负责任的公民参与方案，并且在其实施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自我批评的态度。 因为城市过去、现在始终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生活世界：一部分人是在自家、“我们大家”的感觉，而另一部分人是在流浪、“混入”的感觉；对抗、纷争同交流、和谐都是日常生活的旋律；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平衡总是在摇摆。在当前全球性迁徙的时代条件下，城市社会的这种“根植于基因的反一体化”总是清晰可触的，在关于难民和移民、城市空间的开放和封闭、自由和自主更多还是更少的各种讨论中，这种二元对立愈来愈成为热点与焦点。 当事关难民住宅或者福利住房、事关街边新楼或者公共休闲场所（比如公园）的时候，城市社会的这种倾向分裂的趋势就显现了。在今日，马克思·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所说的“城市自由的芳香”也不再对所有人有吸引力了，因为很明显地，有些人会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无法接受的、他人的自由，也就是那些外来者、年轻人、妇女们、穆斯林、创意者们的自由，他们在“他们的”街区和四邻里耀武扬威。有些人对这种新的、自由的城市生活早就受够了，因为他们要么在经济上不能承担、要么在文化上不想承担这么多的自由。他们还是期盼他们的城市在传统的轨道上，有着亲密的、均质的生活世界，有着监管与安全，他们认为这些既往的生活品质比起多样性和开放性、自由和经历来说要更加优胜，而后者恰是另外一群人所期望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社会确实存在分裂的风险，这从城市性是“前景光明还是前路坎坷”的辩论中即能可见一斑，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因为，这关乎到新的城市自由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些年间，这类自由产生于城市文化和公民社会、艺术政策和文化政策、逃亡和迁徙的积极协同作用。街道上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和新语言，吵闹的游客和音乐活动，基督教堂旁边越来越多的清真寺，越来越多的素食馆子和同性恋者：对于许多人的认知、接受能力来说，这种生活风格和日常图景的多样性确乎有些“洪水猛兽”了———特别对于年老的一代，对于教育不足和偏保守的人群，以及对于居住在偏乡村地区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很少接触当今城市新生活风尚、城市移民社会的人来说，就更不用提了。 四、和谐取代分歧？ 如果说上述的剖析只是马马虎虎、部分真理的话，那么“世界主义者”的无知和傲慢就更加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周游世界”———出公差、旅游或是通过现代化媒介“遨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般是把他者看作“蛮夷之人”的。然而，在这些情形下，相比傲慢而言，能够换位思考的通情达理也总是更加受人欢迎的。也就是说，人们应当致力于彼此之间的理解：一方面我们拥有自己的人生经验，比如住宅风格和世界旅行、躺在沙发上上网冲浪和享用北非主食古斯米、学生们进行跨国交流和电子学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理解他人的人生经验，比如领低保金和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足和没钱给孩子买月票，我们也应当明白这些不同的人生经验意味着什么、会导致什么。 城市社会中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分裂通常都被我们忽视了。实际上，恰恰是火热的城市日常生活把许多人排斥在外了，而且几乎让人察觉不到：昂贵的卡布奇诺咖啡和各种门票价格、时尚或者营养问题、宗教或者年辈的归属问题等等。因为，在今日今时，活跃的城市社会也构成了这样的一种组织，在其中充斥着不平等和紧张关系，并且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所以这一组织的结构和规则都必须重新加以商讨。也因此，城市空间必须始终保持是公共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内，无论人们的生活处境如何，都应当存在理解和尊重、宽容和开放———于“我”而言，于“他人”而言，都是如此。这样的一个空间，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都可以使用，它对各种目的、各类人群都是开放的，它没有门槛、没有监管、没有恐惧。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内，也不允许让分歧的场景占据主流，否则语言、宗教、出身、外貌等方面的差异就会走到前台来。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和谐场景，它会凸显维系性与共同性的东西，也正是它在过去以及在现在促成了城市文化的产生：从音乐品味到饮食文化、从时尚到刺青、从足球俱乐部中的舞蹈到冠军联赛中的“公开秀”，不一而足。 也只有通过如此这般的和谐与混合才能产生新形式的城市知识，也就是那些特别的“市民科学”（Ｃｉｖ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它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这是一种新颖的获得知识的过程，它是由众人参与而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地域历史、地域地志以及地域生态的知识要素同有关居住情形、邻里状况的业内知识、同政治领域的讨论以及公民社会的辩论相互结合在一起。这种城市知识也是具有相当的实用性的：对于城市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租金水准和交通费用、公共资源（水和空气、乃至教育和历史等）的使用等各类问题，城市知识都是号称具有指导、调节作用的。 要适应并且融入这种新形势———这是当前对于地区行政管理和行政政策所提出的一大任务；惟其如此，管理部门才能实现对于地域社会的通知、调节、激发和团结，才能给日益有离散趋势的城市社会提供具有联合和结群功用的主题、形象和情感。 在今时今日，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为城市社会的不同群体和不同流派开辟各色各样的形象以及多元化的角度，即是在地区性空间也拟定新的“自画像”和“他画像”，其中人们绝非千人一面，而是每个个体都能够重新发现自己，有参与感与被尊重感。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对于地区共同体形式的积极寻觅，城市中诸如“在一起”“共享经济”“都市参与”等等的一些口号也正是反映了这种寻觅———显然是对于共同城市生活空间的寻觅。那么，也就可以说：城市是一张成功的集体自拍照。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