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20世纪上半叶苏联对华外交主导思想初探(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1:11:36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 马戎 参加讨论
五、20世纪20—30年代中苏关系的几个重要事件 在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在其对华关系中有几个重要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联政府领导人在坚持意识形态立场与追求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所作出的抉择。 （一）“加拉罕宣言”及后来苏联对它实质否定 十月革命后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意识形态上高举的旗帜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实践中，我们又看到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对于苏联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一个例子是“加拉罕宣言”。从1919年7月25日起，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连续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夺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张和中国举行谈判，‘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特别是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52］因为相关宣言是由苏联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先后于1919、1920和1923年公开宣布的，史书上统称之为“加拉罕宣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宣言中公开宣布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所有领土、庚子赔款、中东铁路以及根据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所有权益。不难想象，这一宣言曾在当时中国各界人士当中激起极大的好感。但是，这些言词美好的动人宣言从未得到落实，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随后的实际行动恰恰表明，他们最终的首要考虑还是苏联的国家利益（领土、矿产资源、贸易利益、特殊外交权利等）。 一些学者指出，苏俄政府之所以发表放弃沙俄从中国掠夺的领土、放弃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等的“加拉罕宣言”，乃是因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从中国）占领的那些领土，那时在白卫军的控制之下，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宣言所说的放弃，是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号称独立的远东共和国的意思；放弃庚子赔款，是要中国政府不再把赔款送给已经被推翻的沙皇俄国的驻华使节；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是在白俄移民奥斯特罗乌莫夫手中，不能由苏俄政府做主。所有各项内容实际上都是空话。”［53］ 宣布放弃那些尚未掌握在自己政权手里的领土和经济权益，这样做还有利于在外交上打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封锁，打击内战中的对手沙俄势力，这对于刚刚成立、立足未稳的苏俄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到了1922年，当苏维埃政权已经稳固并控制了除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绝大部分原沙俄领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务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是首先考虑坚持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还是优先考虑现实中的国家利益，在苏联领导层中也是有分歧的。 1922年，越飞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的身分来到中国。就在越飞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不能以苏俄政府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个指示不允许以两个宣言为谈判的基础，却提出了新的基础。即中国要求俄军撤出蒙古的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把当时还是中国领土的蒙古视为独立国，作为谈判的乙方，目的是尽量拖延俄国撤军。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要保留俄国的特权。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觉得很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54］ 从俄共政治局与越飞的来往信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种政治立场的对立。俄共政治局站在与沙俄政府同样的追求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希望新政权继续占领外蒙古、继续保留在中东路的特权，也完全不会考虑归还沙俄时期从中国强占的任何领土。而在内心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理念的越飞则明确指出，如果坚持这样的与沙俄同样的立场，就使苏维埃政权“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而且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甚至会最终成为俄国苏维埃政权“灭亡的开始”。 但是越飞毕竟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官，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俄共政治局的指示，而且我们在越飞后来与苏俄政府的信函往来中，也看到了他已转到维护俄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上。例如在1922年11月《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中，越飞提出：“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 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55］因此，在越飞看来，当意识形态政治原则（支持蒙古这个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正义斗争）与国家的实际利益（避免与中国政府和4 亿中国国民为敌）相冲突时，也只能牺牲前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