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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瑶:19世纪欧洲民族问题中的“族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论述,是有别于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理论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视角探析家庭、氏族、部落、族体(nationality)乃至民族、国家的源起与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自由主义者的认识论特点;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进行思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论特点。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观并不是自发形成,而是随着西欧强权政治对族体问题、民族矛盾的蓄意挑拨和渲染,随着民族观念的传播,在揭穿敌人阴谋、纠正错误思想中逐渐形成的。本文通过回溯18世纪以来民族观念从西欧向中东欧的传播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民族问题的回应与阐发,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的思想观点。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族体;民族;“族体原则”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兰西民族—国家研究——理论争论与实际建构”(项目编号:14CMZ02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国家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法国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玉瑶,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功,让“民族”(nation)一词获得了政治性新生。在此之前,一些学者,比如马基雅维利(16世纪初)虽然专门对“民族”进行过集中论述,但终究不过是学界的理论性探讨。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民族”概念被卷入了真实的政治斗争,由此才开启了“民族”观念从法国到整个欧洲的传播过程。
    大革命刚一结束,拿破仑一世便以“解放各族人民”为借口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革命和进行军事征服,导致德意志“民族”和“族体”(nationalitt,20世纪后已演变为“国籍”含义)概念在法兰西文化霸权的压迫下被重新阐释和发扬,以语言文化为核心要件的族裔民族标准由此得到广泛接受。1856年,“族体原则”(pincipe des natioanlités)被拿破仑三世确立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解放各族人民”再度成为霸权野心的掩饰,这一次,“族体”成为想象和构建中东欧政治格局的手段,对欧洲政治演变的轨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19世纪既是民族和族体观念产生与传播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社会以“民族”“族体”名义或原则进行政治实践的起始阶段。
    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恰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们既然终生都致力于改变不平等、推翻旧秩序、建立新世界,那么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族体问题均有论述,分别散见于两人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如波兰和爱尔兰)的政论性文章和恩格斯在1884年撰写的两部学术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5月)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中。这些论述中所彰显的民族观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总原则和总纲领,为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沿着同一道路继续前行奠定了宝贵的基础。今年恰逢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潮起潮落的曲折,但是迄今为止却始终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可以企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光芒和远大目标。
    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民族观或民族理论,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研究,既有针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性、综合性评价,也有针对其中某个人的专题类研究。①专题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苏联(含东欧)、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之中。针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综合性研究中,王希恩、陈玉屏、张三南等学者的成果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此外还有学者集中讨论过经典作家对“民族矛盾”“民族运动”“民族平等”“民族形成”“民族国家”“意大利统一”“波兰独立”等问题的看法。②但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缺失,比如受限于中文翻译版本的局限(经典作家的很多有关民族的术语,如“people”以及尤其是“nationality”,均被翻译为“民族”),经典作家的民族观往往因“民族”的实指不同而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值得欣慰的是,杨须爱在这方面进行了及时的补充。③本着这一目的,本文主要围绕经典作家文本中被普遍翻译为“民族原则”(p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族体原则”,在还原18世纪末期以后民族和族体观念的产生、发展与传播历程的基础上,尝试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回应与阐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