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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忠良 普晋: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研究(3)


    二、关于“协和语”及其使用
    语言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将殖民自己的语言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对此,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学者、文人等自占领东北并成立伪满洲之始,就在占领地有计划推有步骤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就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有关机构制定了日语普及方案,明确提出日语“内涵是指导大陆民族使之炼成纯正日本人,外延是青少年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化”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称为所谓的“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并收到了相当的成效。在中国大陆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推销日本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
    虽然日本方面在占领满洲后就迫不及待的在满洲的中小学勒令,除教授汉语外,还必须教授日语,日语成了必修课。甚至日方规定当时的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业高中或者高中)毕业时候日语必须要过三级翻译级别(不是现在的日语能力考试的三级),否则不允许毕业。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沟通上问题还是很大。当时满洲政府所有部门都有大批的日本人任职,甚至连皇帝溥仪的贴身侍卫都是日本人。学校里日本教师的人数占到40%以上。因此,在伪满洲时期,无论是政界、商界、和民间,解决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沟通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伴随着日本在伪满洲殖民化教育的一系列奴役政策的推行及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一种汉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在东北地区产生了。这种汉语与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是将汉字照日本语的意义解释,但不照日本语读音,而是照汉语读音,它既非日本语,又非汉语,譬如,将“客满”说成“满员”,“标题”说成“表题”、“愿望”说成“志望”、“工钱”称为“劳金”、“挣钱”说成“吃劳金”等等。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把这种语言变体称为“协和语”。很显然,“协和语”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即伪满洲时期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所产生的一种汉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最多的使用人口是那些不懂日语的汉族,满族等中国人。所以,不仅有很多中文混杂其中,还省略了不少的助词。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种异常情况下产生的语言现象逐渐消失了,但它的痕迹则至今依然可以见到。
    从1905年日本侵占辽东到1945年伪满州国垮台的40年间,日本侵略者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和统治外,还实行野蛮的文化统治,强制推行一系列奴化教育政策,妄图彻底摧毁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心甘情愿地做“王道乐土”的“顺民”。1932年伪满州国刚建立,日本侵略者就发布命令,东北全境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学校禁止使用中国教材,并严格限制关内报刊,书籍进入东北,同时强行向东北输入大量的日文出版物。
    在语言使用上,日本侵略者推行一种野蛮的消灭汉语的语言政策。在1937年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中,日语教育占有突出地位。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小学阶段,日语课时就基本上和汉语课时相等。中学阶段,日语课时的比例逐渐增大,后来竟超过汉语课时一倍以上。“新学制”把日语列为“国语”,而把汉语称为“满语”。伪满政府则把日语定为“公用语”,要求人人会说。
    据文献记载,当时学校的教材中,所有的外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等一律用日文的片假名注音。查阅当时的有关报纸和资料,发现日文的片假名随处可见。在这种野蛮的语言同化政策高压下,东北人民使用汉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汉语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当时宣传口号是满洲是一个没有民族歧视的国家,五族共荣。日方开始强迫东北人民使用“协和语”。于是,在一些汉日双语使用者中间汉语与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即“协和语”便流行起来。这种语言在满洲流行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中国政府下令规范汉字语言文字规范,禁止“协和语”的使用。
    为什么“协和语”能够在伪满时期会普遍得以使用呢? 这除了与日本侵略者的语言高压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外,还与近代日语对我国汉语的影响有着重要关系。
    我们知道,日本人一直在使用汉字,所以在日语里有大量的汉字词汇。日语对我国国语造成广泛影响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尤其是在甲午我国战败后,清廷派遣了大量的赴日留学生。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广泛的接触西方文化,从社会学涉及到军事、艺术、科学等诸方面。日本人把从未接触过的新事物新单词通过消化后重新用汉字表示出来,制造了大量的双字组成的词语,日本人有人统计过总数达到2万多。中国知识青年当时也是通过这些新汉语单词来间接接触西方文明,并且全盘接受,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把这些双字词引入国内。当时国内传统文化人士接触到这些新的单词后恐慌不已,不断呼吁禁止这些不洋不中的词语,但是他们渐渐的也在平常说话中夹带了这些词语。国人比如说康有为也曾试着自己创造一些新单词来取代这些日本单词,但无奈势单力孤憾未奏效。这些新单词几乎全部溶入我国语言中并影响至今。如下面的一些双字单词就属于来源于日文双字词语:
    [政治、历史、文化、政党、右翼、左翼、内阁、议会、改革、革命、选举、投票、殖民、侵略、主义、宪法、工作、对象、事业、机关、干部、金融、银行、贸易、投资、资本、景气、商店、赔偿、企业、攻击、军舰、手榴弹、地雷、战斗、侦察、出击、地图、弹药、步兵、掷弹筒、迫击炮、陆军、物理、化学、**酸、元素、反应、电压、压力、动物、植物、气体、液体、电流、温度、海岸、资源、有机物、物质、实验、记忆、装置、设备、基本、误差、呼吸、电源、潮汐、血压、空气、混合、电子、发音、海流、测定、海洋、生态、机器、研究、结构、照明、精密、困难、迅速、正常、特殊、特别、丰富、直接、间接、一向、突然、标准、预备]等等。
    有些借自日本语的,在语法上受日语的影响,表现为:“***的”、“**化”、“**面”、“**物”、“准**”等。如:
    大大的(口语用的多)、科学的、进步的、革命的;老龄化、系统化;海面、水平面;反应物、混合物;准军事、准将、等等。实质上这些词语可以算作是早期的“协和语”了。虽然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经自发抵制过,但成效甚微。
    然而,伪满洲时期使用的所谓的“协和语”比起以上更加恐怖。因为它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高压政策下强迫使用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协和语”直接大量引用当时日本的单词,并且按照日文的语法顺序进行排列。这种语言中国人大体能看懂什么意思,日本人也大体能读懂。双方实现了笔谈的可能。随后这种语言从笔谈发展到了口语和书面语方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