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16 《思想战线》(昆明)2018年 方李莉 参加讨论
三、社会发展中的艺术人类学 由于中国的艺术人类学首先是在田野中成长的一门学科，因此，它所关注的不仅是艺术的本身，还包括了在艺术发生现场中的一系列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事实，同时，还常常会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及变迁等。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命运共呼吸，它研究的节奏从未离开过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 如在2000年，当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时，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由笔者牵头，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西部各院校的100多位学者共同参与，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课题下设民俗、人文地理、文物考古、民间建筑、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子课题组，这些课题组的成员历时7年，做了大量的民间艺术考察与个案研究。(16)其中有笔者的《小程村民间艺术考察记》(17)《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18)《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考察》、(19)胡晶莹的《陕北民间舞蹈考察报告》、(20)杨阳的《敲打声中的虔诚之心——西藏藏族民间金属工匠采访报告》、(21)刘文峰的《合阳跳戏——宋金杂剧的遗响》、(22)曹娅丽的《藏族仪式剧〈公保多吉听法〉的流传与演变的调查报告》、(23)何玉人的《渭南剧种剧团生存状态成因调查报告》、(24)王宁宇的《我所触摸到的陕西传统乡俗刺绣》、(25)杨萍的《凤翔泥塑当代变迁的考察与研究》、(26)董波的《仪式、剧场与社群——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呼图克沁’仪式展演考察报告》(27)等，这些都是在做这一课题期间所完成的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及个案研究。这些研究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变迁下民间艺术的重构与再生产的状况。也是在这些来自田野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完成了由笔者主编的《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总报告书》。(28)后来，由笔者进一步深化完成了《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以费孝通“人文资源”研究为起点》(29)《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30)两篇论文。这样的研究，开启了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的一个新视角，让我们看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一种人文资源，重构了当代的中国文化。同时又为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了可以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从而让我们看到，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两者是可以互动和互为转化的一对辩证体。这样的研究，为当下解决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相关数据支持和理论思考。 像这样紧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动态，通过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所完成的类似艺术民族志研究的专著与论文还有许多。如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31)《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32)《影戏箭杆王：皮影戏表演大师齐永衡口述史》(33)等。高星的《中国乡土手工艺》、(34)安丽哲的《符号·性别·遗产：苗族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35)黄静华的《乡民的艺术人生——以艺人为中心的民间艺术考察和研究》、(36)罗彬的《一个土家“端公”和他的傩仪面具》、(37)张士闪的《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38)薛艺兵的《冀中乡村乐社的音乐祭礼》、(39)《神圣的娱乐》、(40)魏美仙的《他者凝视中的艺术生成——沐村旅游展演艺术建构的人类学考察》(41)《多重语境中的花腰傣服饰——以大沐浴为例的人类学解读》、邢莉的《蒙古族敖包祭祀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以2006年5月13日乌审旗敖包祭祀为个案》等等。(42)这些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中所遭遇的传承、发展与变迁及重构的过程。 而这些所谓的传统的民间艺术，在当今社会多数都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此，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就和国家目前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合流。 人类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人类学的历史上，在美国和英国人类学界曾有这样一个广泛共识，传统文化知识与西方殖民化和全球化遭遇就会丧失。由此，人类学家以进入田野中去“抢救”传统文化的最后遗产来做出应对。(43)而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米歇尔·费彻尔（Michael Fischer）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已发展起来的科学，其主要动机就是抢救文化多样性。民族志能够捕捉住变迁中的文化的真实，因此它们就可以成为人类学伟大的文化比较计划的原始记录”。(44)所以说，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就关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并自觉地以抢救和记录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为己任，也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就是由不少人类学家发起并参与起草的。 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我国已经宣布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中，超过80%的是作为艺术形式被加以认定的，这些融入传统生活的民间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技巧和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45)因此，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引入到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使其成为这一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46) 艺术人类学对田野点进行多次回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变化做到持续性追踪考察。(47)在这一点上，笔者深有体会。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景德镇的传统陶瓷手工艺，通过持续20年不断地回访，亲历了其从仿古，到新工艺的出现，再到外来艺术家和当地艺术家合作，全面复兴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对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总结，得出了“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离我们而远去，相反，其在帮助我们建构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同时，还在帮助着我们看到通往人类社会未来之路”(48)的结论。 另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认定的表演艺术，大都不是舞台上的艺术和剧院里的艺术，而是仪式中的艺术。这些艺术的场所没有和社会分离和人群分离，因此，人类学家特纳提出一个“社会剧场”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仪式是在社会剧场中进行的文化表演。特纳认为，这些文化中的仪式就是表演，并不是说“仪式像表演”。(49)还有人类学家认为，“文化表演方法一直在鼓励将‘表演’视为一个整体，即，注重的不仅是表演的地点、风格和文本，而且还有观众、演员及其他人”。(50)这样的研究，就有别于一般的艺术研究，因为一般的艺术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艺术的本身，而不是它的整体文化语境。 笔者认为，艺术人类学对艺术研究的贡献，就是研究者不再把艺术看成是纯粹的艺术，而是将其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把艺术看成是社会的表达形式，是文化的可视性展演，也就可以认为，社会是剧场，文化是脚本，艺术就是在剧场中具体展演的形式与内容。因此，离开社会的构成和文化的内容去空谈艺术，是很难有完整的认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是社会剧场中的艺术，是文化空间中的艺术，我们只有将其嵌入进去，才能真正地将它的整体描述清楚。 也为此，在每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上，都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坛，讨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样的讨论，其焦点不仅仅是停留在保护，也涉及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因为，对于人类学来讲，一种健康的族群文化，从来不是一份被消极接受来自过去的遗产，而是显示了共同体成员创造性参与的结果。(51)在讨论中，学者们不仅关心的是保护与传承的问题，还关心民众的创造性参与问题，这就更使其研究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不仅是“从遗产到资源”的问题，还涉及这些“遗产资源”是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农村、小城镇建设中最重要的再生文化之一。 也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与北戴河区政府及树美术馆合作，每年在北戴河召开一次“北戴河艺术论坛”，专题讨论艺术家如何参与美丽乡村及小城镇建设，包括当代城市空间的建设问题，及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从何种角度与艺术家共同携手来认识、保护、传承和利用当地传统文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是以考察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切入社会，并以此来推动社会发展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