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红梅 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45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和红梅 周少青 参加讨论
（三）语言的博弈：单一化与多样性 1、国语或单一官方语言政策的努力 语言的均质化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符号，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与特征”，[22]语言对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国家认同的构建起着灵魂般的塑形作用。缺少了共同语言这个纽带，民族国家的建构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在极端多元的印度尤为如此。印度的国家精英深谙这一点。早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印地语就成为动员广大民众的强有力的工具。随着独立运动的高涨和民族国家构建大任的即将到来，以甘地为代表的政治家不失时机地提出，将母语人口最多的印地语作为未来印度民族国家的“国语”，这一提议当时也得到了许多非印地语精英的拥护或赞同。 独立后，印地语的国语方案遭到国内非印地语地区尤其是南方部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印地语的国语化将严重损害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一些邦甚至因此而发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印地语运动。为了维系联邦的统一和完整，印度议会随后推出的宪法中，没有使用“国语”的提法，而是将印地语规定为“官方语言”，并把英语列为时效为15年的官方语言。同时宪法《第八附表》还列出了15种国家承认的邦级官方语言。”[23]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英语15年官方语言地位时效的到来，印地语有望取得全印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然而，由于当时“语言建邦”在实践中已四面开花，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加上英语人群的抵制和斡旋，1963年推出的《官方语言法》并没有按照1950年宪法预期的那样，把印地语规定为全印唯一官方语言，相反它实际上将印地语、英语和邦语言一并规定为合法的联邦语言，从而奠定了影响深远的三语格局。 2、语言多样性的政治化和国家化 必须指出，承认语言的多样性并继而将其政治化和国家化并不是印度国家精英的初衷。它是印度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维护联邦统一与完整的重要政治举措。多样性的语言是印度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印度各邦的重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之所在。同时，与种姓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相比，语言多样性具有平等的属性，它更多地聚焦世俗化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语言多样性政治化和国家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所谓“语言划邦”。 从历史上看，印度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复杂语言多样性的国家。早在1898年，爱尔兰学者乔治·格尔森（George A. Grierson）就对英殖民时期的印度语言状况进行了调研，撰写了11卷本的调查报告，详尽展现了英属印度时期的语言多样性。印度的语言“复杂多样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司福曼(Schiffman)认为，语言多样性贯穿于印度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并根植于其深厚复杂的文化土壤中，是印度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24]马里卡尔郡（Mallikarjun）认为，印度语言多样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印度社会文化发展的资源宝库。[25] 同时，语言多样性也是印度地方（各邦）利益的关键之所在，卡巴昶达尼（Khubchandani）根据语言和特定群体的关系，把印度划分为北部及中部语言区、南部语言区、西部语言区和东部语言区，19指出，就区域性而言，在印度没有一个邦和直辖区是使用单一语言的。印度36个行政区划中，有28个地区都是使用两种甚至多种官方语言。[26]南方部族之所以不同意把印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是因为他们几乎不使用印地语及其近亲乌尔都语（如泰米尔纳德的使用人口比率仅为0.0002%），而在印度北方，使用印地语的人则高达96.7%。在南方人看来，“印地语独尊”（Indian only）政策会严重侵犯他们的语言权利。他们认为，其他印度语言，像泰米尔语和孟加拉语等享有与印地语一样成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权利。如果由政府强制推行某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会使其他语言群体在职业、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27] 与种姓多样性（制度）相比，语言多样性具有平等的属性，在印度诸多的社会文化中，语言多样性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语言代表的更多的是地区的差异，而不是身份的等级。语言体现在宪法、联邦制、教育、媒体及日常生产生活中，而不是特定身份人群中间。与此同时，语言多样性比宗教多样性更缺少“神圣的”性质，更聚焦民众的世俗生活。在印度，承认语言多样性，更多的不是在承认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平等的生活方式。印度有47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71种语言用于广播电视，15种语言被印在印度的纸币上，22种语言成为了各邦的官方语言（加上英语是23种）。[28]语言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活需求。 承认语言多样性在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便是语言划邦。早在1956年印度国会就通过了邦改组法，国家按语言分布特点重新划分行政区域。[29]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新的“语言划邦”诉求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地方势力把语言视为争夺权力、资源和利益的重要抓手。语言多样性政治化的消极后果不断显现。 总之，语言多样性是印度重要的传统和文化遗产，也是攸关各个地区和群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一项重大利益（权益）。同时，语言多样性也携带着更多的平等主义基因和世俗主义情怀。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构建历程中，“语言先后充当了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地方自治的筹码，甚至成为印度共和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依据”。[30] 承认语言多样性并将其政治化和国家化是印度民族国家构建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政治及国家层面接纳语言多样性，印度联邦在照顾不同地区（邦）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和统一。 3、多种制度和机制抑制语言划邦的消极后果 语言划邦是印度历史发展和政治过程的逻辑结果，也是印度国家精英迫不得已的一个政治选择。语言建邦政策确立后，印度国家精英从制度和机制设计等各个层面，冲减语言建邦对国家整合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些制度和机制包括： 第一，在三语政策框架内，突出印地语的主导地位。除在联邦层面规定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外，在印地语地区和非印地语地区都规定了必须教授印地语的法定义务。20 第二，加强少数群体权益保护，以少数制约少数。在尊重各邦的法定自治权的同时，中央政府进而与邦政府乃至基层政权协调制定政策保障少数群体权益。印度各级政府在多个层面设立了维护少数群体的经济、社会、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权利的专门管理机构，这些专门机构在保障特定少数群体权利的同时，对邦权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第三，实施邦内“第二语言”政策，防范一种语言在邦内独大，同时缓解邦内第二语言群体提出语言划邦的要求。具体路径是，在那些存在着一定比例（30%）第二语言群体的邦，推行一定形式的自治政策（如享有以该群体的语言提供教育的权利），满足他们自我管理的需求。 第四，推行基层自治的“潘查亚特”制度，在村、乡、县三级建立群众自治机构，这些基层自治组织在分解和弱化邦权力的同时，客观上维护了联邦的权威。 第五，考虑新的划邦标准，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生态类型划邦，21从而避免单一语言划邦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不断创新，用联邦制、民主、分权等原则创造的弹性空间化解“语言民族主义”的刚性所可能导致的离心及分离主义倾向。 上述种种举措的实施或交错运用，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言划邦政策、理念和实践牢牢控制在联邦国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比较有力地维护了印度民族国家的统一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