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红梅 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54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和红梅 周少青 参加讨论
（四）创制“非对称性联邦制”，通过接纳地区多样性而强化中央权力 印度是典型的单一制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享有超越各邦的特权，它不仅可以命令、控制各邦，而且享有废止各邦自治、解散其政府的权力。[31](P.115,P.135)根据印度宪法，联邦（权力）是坚不可摧的，而各邦的权力是可塑的——邦的疆界和名称是可以重新划分和命名的。22中央政府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权力，与印度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地区多样性密不可分。为了每个差异性（多样性）地区都能够通过恰当的邦权力设置得到表现，赋予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权力和资源就成为一种必须。事实上，早在印度独立初期，这种各个地区（邦）的联邦化程度不同的非对称性联邦制就已经开始扎根。 独立以来，正是在保护文化、习俗多样性和满足地区差异性需求的名目下，在非对称性联邦制的框架下，联邦议会多次通过了变更邦的边界或重新划邦，或变更邦的权力范围的立法。23 此外，印度政府还以多层联邦制的形式引入了新的政治和行政结构，以适应一个地区内社区的特殊关切。应生活在阿萨姆平原的博多部落族群与山地部落民的要求，印度政府决定于1993年成立博多地区自治委员会（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该机构成为了阿萨姆邦境内的博多人构建制度化的自治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平台。这种制度安排也适用于该国其他地区，安得拉邦的特棱戛纳（Telengana）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2] 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印度国家日益联邦化是少数民族和语言少数群体政治调适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与联邦主义相结合’，并被证明是管理多样性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方法”。[33][PP.623-640]这里，尊重和保护多样性，或满足地区差异性的政治诉求成为印度联邦政府自我赋权、强化中央政府权力的一个合法性依据。 三、印度中央政府在应对“复杂多样性”政治策略上的绩效评价 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已经存续了5000年之久，[3]但是其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存续时间还远远不足百年。数千来年，印度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大的王朝和帝国，但其前后实现统一的时间不过寥寥数百年。印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局面。历史上印度不断遭遇入侵，其文化的原生性、碎片化和多样化程度复杂得难以想象。 近现代以来，印度遭受到伊斯兰莫卧儿王朝和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国数百年的统治。为了便于统治，不论是莫卧儿王朝，还是英国殖民者，都对印度实行了不触动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保守型统治。19世纪中期开始，印度独立运动逐渐兴起，民族主义精英在独立过程中，更多的采取和平、保守的方式，圣雄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使印度在没有经过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民族独立。暴力革命的缺失，一方面意味着印度社会没有经受剧烈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原有的结构基本没有受到触动——革命的成功只是少数精英主导的结果，没有经历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和组织重构。也就是说，印度的独立运动同样没有改变其千百年来复杂多样性的社会结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印度的国家精英开启了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为了缔造统一、均质化的国民身份，政治精英们首先将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矛头指向存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通过废除多元的、等级身份制度，将亿兆低种姓和贱民人群纳入平等的国民身份体系中——尽管由于强大的历史路径依赖和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陷，24种姓制度在法社会学意义上还左右着印度的社会甚至政治结构，但是印度毕竟在制度上数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进步。 在进行公民均质化构建的同时，为了防范承认族性多样性所导致的分离或离心倾向，印度国家政治精英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民族识别或区分，巧妙地借助于“落后阶层”、“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等术语，来表达印度多样的族性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在法理上避开了任何形式的亚国家族性群体对国家统一性的消极影响。 当然，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形式主义的”的行事逻辑，在实践中的政治效用十分有限：那些实际上属于族裔、宗教、文化和语言上的少数族群，并没有因为政府不承认其“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身份，而变得更加忠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否定族性群体存在的路线，似乎并没有减少现实中的特定族群的离心甚至分离倾向。 在应对多样性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语言多样性问题。鉴于语言多样性所承载的历史的和地区的传统重任以及语言在政治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中的现实作用，印度政府在种种压力下，决定承认语言多样性并将其政治化和国家化。语言多样性的承认及系统制度化在保证地区平衡发展和保障语言群体平等权利的同时，实现了印度民族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和最低限度的统一性。25当然，也要看到，语言多样性的承认及制度化，也潜伏着不可小觑的危机：该政策虽然对调试印度复杂多样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促成了印度国家地域结构、行政结构的分裂倾向。在语言划邦的政治导向下，一些人口基数较大的语言群体，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成立以他们的语言为邦语言的新邦，这一点不仅激化了邦内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印度国家的统一性。 总之，在应对复杂多样性问题上，印度的做法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印度这样一个极端复杂多元的国家，建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挑战。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就有许多学者预言“印度国家的统一性将不会持久”，其逻辑路径是印度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最终将导致印度的分裂”。[34](P.33,P.176)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印度不仅没有深陷分裂主义的漩涡，而且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这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应该是印度人应对多样性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