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史书写——重读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20 《学术界》2019年第2期 周竞红 参加讨论
二 革命语境中的中国民族简史书写 民族史的书写是近代以来, 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现象, 早在清末民初就受到社会精英和新知识分子的重视。辛亥革命前, “民族国家”理念成为影响中国王朝国家转型的基本理论之一, 早期的革命组织和“反清排满”志士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重新规划中国社会, 革命成为“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 在革命中“反清排满”的汉族学者开始撰写汉民族史, 这一时期, 汉民族史与中国民族史在革命排满的著作者那里具有同指性, 在这一语境中, 王朝历史上被称作戎、夷、蛮、狄之裔多以汉民族或中国民族侵入者的面貌被书写, 在近代化了的“皇汉民族”视野中, “五胡乱华”的王朝历史被民族主义理论所改造。清王朝被推翻后, 受到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国家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 并未能建成真正的汉民族国家, 国家政权迅速为军阀所把持, 军阀政府继承王朝历史资源以“五族共和”相号召, 政治方向上选择维系王朝国家结构中戎、夷、蛮、狄之裔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 因此, 如何将王朝国家境内多元文化或文化差异较大的众多族体纳入转型国家体系之内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且关系到国家转型的实践。用“民族”概念重新书写历史上文化差异性族体之间的历史联系成为史学研究的潮流, 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大汉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并存且相互激荡, 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发生着激烈的竞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中国民族”概念由特指汉族到指称王朝国家内各文化差异性群体, 内涵几经变化。当民族、民主、科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概念用于重新建构和审视中国社会生活之时, 中国民族史的书写已突破传统“华夷”观的单一视角并不断接受着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影响。 当不同族类共同体的历史不再以王朝中国传统的“某某人”或华夷概念分析, 而是以“民族”概念分析和书写时, 受到国家转型阶段性和社会政治状态的强烈影响, 中国民族史书写则产生了不同类型或变体, 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表现出更重要的差异性。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民族史书写将主要注意力置于“汉人”的民族化和“满人”或非汉人的民族化过程。民国初年, 民族史的追溯已呈多元化态势, 不仅汉人的历史书写已民族化, 汉人周边族体的历史也开始逐步“民族化”, 西方国家语境中的“民族”作为新理念或概念改头换面地应用于国家政治转型和社会剧变的中国, 民族不仅在族类分型层面上被应用, 也在国家领土这个层面上被应用, 人们对“民族”在理论上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认知, 却成为封建王朝中国向主权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 与新的国家、人民理念一道流布于新知识精英层, 及至抗日战争, 包含着各种被民族化或尚未被民族化差异性族体的国家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建构获得重要条件, 换言之, 抗日战争成为催生包含各族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为社会所认知或追求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此过程中, 显然特定族体的中心化业已形成并影响到国家政治的转型, 其中, 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阻碍着执政的国民党在实践民族民主革命目标中适当处理各族间关系, 从这一背景来说, 《中国民族简史》也成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檄文。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 吕振羽先生就以革命者的身份活跃在斗争实践之中。1938年, 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 至邵阳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此前, 他则实际负责“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其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 通过出版进步刊物、举办时事座谈会、邀请名人讲演等多种形式,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湖南的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自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 他先后在各类报刊上发表30余篇13万余字的政论、时评, 揭露日寇侵华本质, 严厉批判托派言论,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革命实践中, 他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简史》中直接提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 要解决的国内问题, 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 一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 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 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 不过在全国人民, 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 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 进行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 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 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革命激情和敏锐性, 促成了他在戎马倥偬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以求中国社会在和平民主事业斗争中能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简史》最早于1947年2月由大众印书馆印行, 1948年9月由光华书店印行, 3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增订本, 2009年人民出版社以1950年版为底本重印。 1.《中国民族简史》基本结构 《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结构紧密的民族史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 作者大量吸收了当时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全书分为九个专题。作者在第一部分讨论和提出问题, 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大汉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态度给以严厉批判。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只承认汉族是民族, 视其他民族为汉族的宗族或宗支的理论, 他着重指出:“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 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 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 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 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他明确指出对国内各民族的无知和只承认汉族是民族与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及孙中山民族主义基本精神不相容, 对和平民主建设亦有害。《中国民族简史》书写的基本态度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 有利于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在关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 作者追求“解脱神学和假科学的羁绊, 揭露法西斯主义者的大汉族主义阴谋, 科学的解答这个问题, 以推进并达成国内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 他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在《中国民族简史》的第二部分, 作者追述了中国民族构成的人种起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 他借助考古等资料, 回应了中国民族种族来源的一些错误观念, 在分析过程中, 充分估计到问题的复杂性, 利用了各种不同资料相互印证并判断和分析。历经数千年的变迁, 一个特定区域的居民人口结构及其种群来源并非是显而易见并可随意定义, 就当时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 充分说明中国民族的种族来源显然有很多且很大的困难, 通过分析作者表明中国民族的种族来源是多元的, 这一基本判断更符合历史实际,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 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吸去中国民族的血液;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 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 成为对中国各民族历史关系图景的重要描述。 在另外五个专题中, 吕振羽先生对当时20多个族体进行分析, 主要有: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缠回族、哈萨克族、札萨克族、布鲁特族、唐古特族、罗罗族、苗族、黎族、土番、鄂伦春、达呼尔、呼尔克·黑斤奇勒等。相关分析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现状, 涉及民族群体的体质、面貌、分布地区、生存环境、语言、风俗、宗教、文字、居住、婚姻、服饰形态等, 重点考察了各族体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演进的历史等。这一部分的基本结构按着汉、满、蒙、回、藏顺序排列前五章, 后几章的内容则基本上按着西北的新疆、青海, 以及西南、东南和东北各族的顺序叙述。 在最后一部分对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给出简短的结论。作者指出:“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 有着人种血统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作为人种血统来看, 民族的界限基本上确已不存在。但是, 谁若想从人种血统上去理解中国各民族, 那便是违反事实的妄想……”。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各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人种血统和文化的交流, 不只表现为汉族文化影响了他族, 汉族同化了他族的大量人口;也表现为汉族不断接受他族文化影响, 不少汉族人口被同化。”他将不同时代族体之间关系的交互影响和演进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 前国家时代, “在彼此都没进到国家时代的部落间, 为争夺适合生存的自然条件, 引起原始战斗。”结果便是联盟各部落间的同化, “不是战败者被迫退出其原住地区 (如‘成汤革命’以前的夏族) , 便是参加战胜者的部落联盟 (如苗族与夏族) ”, 联盟部落间为着自卫而自愿联合发生同化, “在这种情况下的同化, 并没有侵略和被侵略, 压迫和被压迫的内容, 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 战败者融入胜利者中的同化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发生着, 历史状况如此, 很难简单以合理与否判断。 第二, 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与未进入国家时代族体之间的斗争。其中包括了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保卫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 反对未进入国家时代族体的原始掠夺、未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争取较优良的生存条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汉族在生产、人口、文化以至政治、军事的总和力量, 常大于其对方, 加之这种力量又常能贯串着汉族人民的斗争, 发挥作用。因此, 与汉族斗争的各落后民族, 结果, 每每被汉族同化, 或在文化上模仿汉族;但他们也每每把汉人同化和在文化上影响汉族。” 第三, 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 实际上即指大一统王朝国家发展时期族体之间的关系, 这里作者将王朝时代不同族体政权间的斗争视为统治阶级侵略战争, 将回纥、辽、金、元、清视为“奴主贵族之侵略汉族”;将牛皋等汉族农民的抗金, 顾炎武、王船山、吕留良与“下流社会”结合的反满,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余部抗清等视为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唐朝地主与“吐蕃”奴主争夺三镇十姓和吐谷浑的宗主权则属于“彼此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争夺原始殖民地”。同时指出历史上在不同民族间的斗争中, 不断有周边族体成员部分或全部“同化”于汉族, 也有汉族“同化”于周边族体情况发生。但是, 鸦片战争之后, 族际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 帝国主义各国的人民很少有“华化”的情况, 华人被同化并成为“洋奴”的却很多。作者认为人民革命斗争才是保存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