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史书写——重读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35 《学术界》2019年第2期 周竞红 参加讨论
2.《中国民族简史》写作的基本立场 在阅读《中国民族简史》过程中, 读者会清晰地体会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和鲜明的立场以及所怀有的革命理想。《中国民族简史》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为原则, 对大汉族主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 对几个少数民族群体历史、现状及前途命运给予多方面的探讨。作者在著作中的最基本的立场包括: 第一, 坚定地揭露和批判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认知。 自辛亥革命以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 汉族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中占据主要领地, 变态的大民族优越感也流行。孙中山在改造的国民党纲领中虽然提出“扶持国内弱小民族”的思想, 但是, 以民族同化为条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面前, 国民党不仅不敢于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 无视各民族意识的转型成长与提升, 还于1943年“发明”满、蒙、回、藏、苗的“宗支”和“宗族”论, 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 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 8执政的国民党试图借助血统论、文明论, 在重新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为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张目。因此, 作者尖锐地指出他们这样做, “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 且是所谓民族优越论的翻版。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 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不相容, 对今后全国和平民主事业亦是有害的。 第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新方向。 王朝国家时代, 有关“五方之民”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 在正史、野史等历史文献有相当多的信息。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 革命派开辟全新的民族史书写, 种族优越论、血统论、汉民族中心论等均成为在革命话语氛围中民族史书写中的流行思想意识。王朝时代“五方之民”之裔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建构中的重要问题, 也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自民初至抗日战争期间, 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民族理论的应用, 对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 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 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 但从书的总体上看, 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中国民族简史》中他将中国人的种族来源丰富性呈现出来, 指出蒙古人种、马来人种等是中国人种的来源, 否定了中国民族起源地葱岭说。 3. 句式选择与革命激情的表达 1939年, 毛泽东曾在给何干之的信中称道:“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 我以为是对的, 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 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 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 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为抵抗而进攻, 不在侵略范围之内。”这里毛泽东所考虑的主要是民族史研究如何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问题, 在这里, “民族”显然不是仅指汉族, 而是指包括各民族的中华民族。事实上, 自辛亥革命以后, 民族史的研究很多成果都在为“革命”服务, 吕振羽先生开宗明义, 明确他所进行的民族史研究是在为和平民主建国事业服务。可以说“革命”话语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史研究的目的和视角, 至于句式和叙述方面则直接地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激情。 如作者将所有王朝政权之间因权力争夺而发生的战争均纳入侵略和反侵略结构观察, 在分析具体民族起源发展历史进程时认为, 均曾发生过侵略与被侵略的过程, 汉族侵略周边民族, 满、蒙、藏对汉地的侵略等等。 每个民族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 也被纳入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析结构, 比如, 在分析满族历史中称“努尔哈赤出身建州的革新家族。其祖觉日娄, 父塔克失曾为反动派尼堪外兰所杀害……”, “‘旗’在最初, 原是氏族组织的形式, 到努尔哈赤革命前夜, 成为带有原始性的斗争组织……”。对于蒙古社会则称“当蒙古社会正临到变革时代, 又产生铁木真来领导这个革命。铁木真是当时一位具有优越军事才能的革命领袖。”“蒙族内部, 还有札木合与王罕为首的保守派, 反对革命。铁木真为首的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 经过一二零一——六的六年过程, 革命派次第把哈塔斤十一部反对派镇服, 统一了赞助札木合……”, 称铁木真打败了札木合、王罕后“蒙族的革命建国大业, 便基本上完成了”, “给参加革命成了功臣的氏族奴隶以某种特权”。论及藏族社会则称“在噶木布革命以后是奴主文化;宗喀巴‘宗教革命’以后, 是封建文化, 主要表现为喇嘛文化——哲学的领域, 完全为喇嘛教的神学思想所支配, 文艺也是寺院文艺占支配地位”7等等。 从句式的选择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 我们看到作者直接受到当时革命话语的影响, 在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时也带有显著的时代政治特色和突显的革命激情, 比如将齐桓公和管仲维护政权的活动视为“民族自卫事业”。实际上, 高涨的革命激情和简化的句式可能忽视了某些问题的复杂性, 但是, 推动了当时中华民族在主权现代国家建构道路上力量的凝聚。 4. 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应用 在《中国民族简史》的写作中, 吕振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 分析中国各个民族社会或民族之间的关系。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概念和视角。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 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并指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并非历史的最后产物和历史的极限。吕振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 将各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联系起来。比如, 在分析汉族的发展和民族的斗争时, 作者指出秦皇、汉武是“基于大商人地主开发商路的要求, 使中国疆土得到空前扩大”, 及历史上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阶级利益的动因, “从唐朝到‘鸦片战争’千余年间, 汉族曾几度被他族侵入, 遭受他族统治, 但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帝国, 也有几度扩大对外侵略, 统治其他民族”。在分析非中原人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人所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历史关系时, 也正确指出了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竞争过程影响周边不同群体关系, 如指出“在三国魏晋期间, 由于汉族统治阶级相互间争权夺利的内讧, 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穷困与不安, 加之地主阶级对他们奴隶式的榨取, 他们便从这个缺口上相继突起。但最初, 他们曾参加了中国的农民暴动, 一同去反对地主阶级, 后来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暴动严酷的摧残, 并招募他们来镇压农民, 他们便利用地主阶级给予的器械、资财, 渐次独树旗帜……”, 从而演成“五胡十六国”。 对于中原人口分布区域的不断扩大这一历史现象, 吕振羽先生除从统治阶级扩大疆土这一视角分析, 还从农民的土地饥荒来解释, “在数千年过程中, 每经过一次农民战争, 或民族反侵略战争, 在农民要求土地的基础上, 汉族人口便有一次大移动——在土地饥荒的经常情况下, 也不断有人口的移动, 移动的方向, 主要是南面和北面。”因此, 认为“汉族在数千年过程中, 一方面, 由于掌握统治权的大地主大商人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一贯地对内残酷压迫, 对外卖国、投降、妥协, 招来多次的异族侵略和统治, 同时他们从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 也多次去侵略他族, 对国内其他姊妹民族, 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方面, 由于汉族人民一贯地对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艰苦斗争, 对民族和阶级压迫者举行了无数次暴动和革命, 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民族, 而且壮大了自己的民族”。再如, 通过阶级分析, 指出藏族社会的政治特性是喇嘛握有“无上”的支配权力, 教权贵族及其支配下的俗权, 又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身份制。 第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分析各民族社会状况。 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的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及其依次更替发展的基本过程做了系统的阐述, 将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分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3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作者将抗战胜利后汉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分为两种:一种为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 这一形态表现出“封建的生产方法已逐渐被消灭,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渐次获得支配地位”;另一种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形态, 这里“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配下的封建生产方法占优势, 各个省区的经济分散性与独立性, 也没有完全消灭, 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则是依附外资, 主要是美资的, 买办性不只浓厚, 且步步在加重”, “实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而且有步步走向殖民地化的危机”。7作者尖锐地指出:“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 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那就是“只有一小半的减弱或消灭封建剥削, 完全没有外力的支配, 建立起自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大半的领土上, 还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 并且完全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支配。”7对其他民族的阶级状况, 在掌握一定资料的情况下也进行了社会形态的简要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