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史书写——重读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27 《学术界》2019年第2期 周竞红 参加讨论
三 《中国民族简史》提到的族称简析 《中国民族简史》重点研究了汉、满、蒙、回、藏、苗等族体, 并在资料信息有限的条件下, 尽可能对所述及群体的起源、体质、面貌、分布地区、生存环境、语言、风俗、宗教、生产技术、阶级关系、文字, 婚姻形态、政权、战争等进行描述和分析。70年已经过去, 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局限, 特别是资料信息方面的限制, 以及处于新的学术规范构建之初的特征, 吕先生所提及的一些族体已不为人们所知并存在不同争议, 主要有以下几个族体: 关于汉族的族称。汉族作为一个具有与近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意涵相关的族称, 显然是近代王朝中国国家转型的产物, 在国家政治动荡和战争条件下以及当时的政治理念环境下, 作者虽然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明汉族是以华族或华夏族为核心融入其他民族的起源和初步发展进程, 但还尚未辨析从“汉人”至“汉民族”变迁中的时代转换和动力何在。吕先生称“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个大民族……”, 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 这一结论显然受到清末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革命派将王朝中国汉人“民族”化结果的影响, 将汉族之称溯及汉朝。其实, 王朝历史族别化写作本身就是王朝政治结构转型的后果, 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背景下, 渊源复杂、人口众多的“民人”“汉人”在民族国家理论支撑下, 在推翻封建王朝政治力量的推动下, 才逐步向汉民族转化。 吕先生追溯回族的起源时, 指出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在元朝以前的历史时代, 一面有革命和反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另一方面, 由于不断受到隋、唐、辽、金等朝代统治者的侵略、支配和分割, 民族发展的历史又受到歪曲——特别表现为其各部分间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可见, 作者并未对回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予以充分考虑, 似乎回族一开始就是由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族体发展而来, 但是受到王朝中国社会的侵略、支配和分割才变为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从后人的研究成果来看, “在回回民族形成时, 既不存在共同的地域 (当然有相对性的集中居住) , 也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虽然回族的起源直到今日亦未有精确定论, 仍然不断有新说提出, 形成时间则有元代说、明代说及16世纪中叶说。无论如何, 当代中国的回族群体形成过程中包含的其他民族成分很复杂, 其先民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时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蕃客或蕃商, 这些穆斯林“主要集中在都城长安及沿海广州、泉州、扬州及海南岛一带, 人口逐渐繁衍, 到唐末时估计不会少于三五十万”。历经宋元两朝, 元代以来回族先民广泛参与王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至明代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已基本完成, 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东迁的回回人, 也已不仅仅是归附了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口, 由于伊斯兰教的聚合作用,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昔日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和汉人等群体, 在汉文化和伊斯兰教汉化过程中形成一个新型的民族共同体。19正如吕先生指出, 在回族的形成中伊斯兰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先生著作中使用了“缠回”一词指称当代中国的维吾尔族。1935年, 新疆省政府布告已正式使用维吾尔族族称。从作者所论来看, 主要还是限于资料信息的不足, 因而才使用了社会上广为流传和习以为常的族称。在对新疆境内各族的描述中, 还提到布鲁特族, 即今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 (布鲁特出自当时准噶尔语音译, 意为“高山居民”“高原人”) 。《清史稿》 (卷529) 称:“布鲁特分东、西二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 天山特穆尔图淖尔 (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之伊塞克湖) 左右……其部有五, 每部各一鄂拓克 (蒙古语音译, 社会组织单位, 范围大小相当于千户, 由地域接近又有近亲关系的亲族集团组成) 。……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接, 在回疆喀什噶尔城西北三百里。西接布哈尔国 (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之布哈拉) 。道由鄂什山口逾葱岭至其地……凡十有五部, ……衣冠风俗皆同东部。”由于没有相关的实地调查信息支持, 文献资料也有限, 因此分析也十分简要。他提到新疆境内人口少于哈萨克族的一个群体, 即札萨克族, 称这一族体“也还停留在原始公社制阶段”, 由于阅读有限, 尚未能找到历史文献验知此札萨克族所指, 只知道“札萨克族”应是一个游牧部落, 据书中的相关信息推测有可能是指称游牧于阿尔泰区域的蒙古札萨克图汗部。 吕先生也提到唐古特族, 称“唐古特族, 中国古代文献也称之为羌;元朝称为唐古特;清朝从大满族主义出发, 称之为‘番’或‘西番’”, 唐古特人分布于:“甘肃循化、庄浪、贵德、洮州, 四川杂谷、懋功, 西康打箭炉, 云南维西、中开……”。“唐族的起源, 多数史家均认其为图伯特族的一个部分, 唐族自己也有来自西藏的传说。”无论是从人口分布, 还是从社会特征来说, 文中所称之唐古特均指古老氐羌族系族体, 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大多识别为藏族。他还提到“有些史家和民俗学者, 把么些、怒子、曲子和‘西番’ (即唐古特) 区别开是不妥当的”。他认为这些群体“基本上仍属同一民族”。这里所提到的“么些”“怒子”为纳西族、怒族他称, “曲子”为独龙族他称。吕先生认为“现散布于云南、双江、澜沧、佛海、维西、贡山诸县的所谓罗黑、栗粟、窝尼、阿卡等, 也都是属于罗族的一些部分”。“罗黑”或“倮黑”“栗粟”为拉祜族、傈僳族他称, “窝尼”“卡多”和“阿卡”是哈尼族的自称, “布都”“布孔”“必约 (碧约) ”“西摩罗”“糯必”“麻黑”则是哈尼族的他称。 在西南各族中, 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历史悠久的族体, 作者认为“苗族, 是中国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其中大别有苗、瑶 (去掉王旁) 、童各部”。7从其具体的描述来看, 显然这里所说的“苗族”包括了今天的壮族, 还有瑶族。其实, 在作者所描述的区域, 特别是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 湖南省的新晃、靖县、通道, 广西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地还分布着侗族, 他们曾经被称为“洞苗”, 还可能包括了布依族, 因为布依族也曾被称为“布仲苗”。在西南民族群体的讨论中, 作者还提到“僰族”, “僰族内包僰子、‘民家’等部”。7实际上, 僰子、百子、白尼、白伙都是今天白族的自称, 其文中提到的“蒲蛮”是布朗族的他称。后文又写到的掸族, 则是傣族的他称, “摆夷”“水摆夷”也都是傣族的他称。“在云南境内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 如所谓‘蒙克穆语系’的瓦崩, 内包瓦、拉、崩龙等部;‘藏缅语系’的卡箐或箐跑;缅甸族的术子、阿昌、马鲁、喇傒、阿系;此外还有安南族以及沙人、吕人等等”。这里所说的“蒙克穆语系”应是指“孟高棉语族”, 而“瓦崩”就是瓦、崩龙的简称, “崩龙”为今德昂族的自称, 而“瓦”则是今瓦族的自称, “拉”很可能是瓦族的他称, “瓦、拉、崩龙等部”实际上指今瓦、德昂、布朗族。至于“卡箐或箐跑”则应是指今日景颇族, 其中包括称为“马鲁”——“自称曰郎。系人及剌奚人称之曰那郎或郎。卡箐人称曰马鲁。”“喇傒”“阿系”亦皆为景颇族之称。这里所称的沙人、吕人则主要是壮族的一部分。 对东南沿海各族的关注, 主要有黎族、“土番”“蜑民”和“畲民”, 黎族即今日黎族, “畲民”则指今日畲族, “土番”则指台湾原住民族, “蜑民”又写为“疍民”, 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港湾和内河上, 以船为居, 罗香林先生称其为古代越族遗裔, 因受特殊影响, 遂致浮家泛宅, 以水为生。24而吕振羽先生则认为“‘蜑民’还是国内一个遭受极度压迫的少数民族。不过只要取消对他们那些不平等的限制, 便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看的独自的问题了。其他的问题, 就可以与汉族人民一同去解决”。 对东北各族的叙述主要有“鄂伦春族”“达呼尔族”“索伦族”“布里雅特族”“陈巴尔虎族”“呼尔克·黑斤奇勒族”6个民族。“鄂伦春族, 为通古斯之一支, 散布于东兴岭、黑龙江上游的诸溪谷间。”作者对这一民族的信息看来掌握得较多, 因此, 对这一群体的生产生活给予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达呼尔”是达斡尔族自称, 汉文志书中又写为“打虎儿”“达瑚里”“打虎力”“达呼里”“达古尔”“达乌里”“达乌尔”等不同音译, 其族源正如作者指出的一曰与蒙古同, 或曰为契丹后裔, 尚未有明确答案, 但是,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 相当多的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曾认同自己为“达斡尔蒙古”。文中所提“库尔喀”“虎尔哈”“胡尔哈”实则均为东海女真著名部族“库尔喀”的不同译名。“索伦”清初曾为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各族部名统称, 康熙22年以后才成为指称鄂温克部的称谓, 实系构成今日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布里雅特族”“陈巴尔虎族”则并非一单独的民族单元, 而是构成蒙古族两个部落名称。“呼尔克·黑斤奇勒族, 为通古斯之一支, 又被呼为所谓‘鱼皮达子’”。“呼尔克·黑斤奇勒族”指称今日赫哲族, 其中“呼尔克”大约为“呼尔哈”“虎尔哈”之称, 但非族名, 而是女真部名, 赫哲人曾从属此部;“黑斤”汉语对赫哲之称, 还写成“黑津”“黑哲”“赫斤”“赫金”等, 赫哲语为“下游”“东方”之义;“奇勒”应是赫哲语“奇楞”的另一写法, “奇楞”指赫哲族中早年从黑龙江上游乘木筏至勤得利以上地区散居下来一部分, 下游的人们称这部分为“奇楞斯勒”, 其后凡移居此地的赫哲人便不加分辨地都被称为“奇楞”, 所以“呼尔克·黑斤奇勒族”实际上就是三个名词的叠加, “黑斤”“奇勒”均指赫哲族。 吕先生还写到:“中国境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 如西藏境内的东女族 (《新唐书·东女传》说:‘亦曰苏伐剌拏’) 、唵哒族, 因手边没有现实的可靠资料, 暂不作何叙述;也可能还有不少我不知道的少数民族。这只好待之将来的实地调查研究与集体的努力。”东女族, 在《隋书》卷67列传32、《旧唐书》卷209列传147和《新唐书》卷237列传146上均有记载, 《旧唐书》称其为“羌别种”,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较中原社会特殊的群体, 主要是“以女为君”, 但是, 从所记之相关信息来看, 这是一个兼营牧业和农业的社会, 他们所居“地寒宜麦, 畜羊马, 出黄金”。并曾有一部分人口内附但仍与吐蕃有重要的联系, “东女族”显然应为古代氐羌系的部落之称。“唵哒族”则不知确指, 有可能和东女族一样是在对历史资料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度之可能为“嚈哒”的另一写法, “嚈哒”的活动记载则见于《魏书》《梁书》《隋书》和新旧《唐书》, 《魏书》称:“嚈哒国, 大月氏之种类也, 亦曰高车之别种, 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 在于阗之西, 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 去长安一万一百里。”这同样是一个游牧社会, “无城邑, 依随水草, 以氈为屋, 夏迁凉土, 冬逐暖处。”为中亚部族, 其族属有多种说法, 如高车、月氏、车师、康居、柔然、蒙古、突厥、伊朗、悦般、鲜卑等等, 五世纪时其国势强盛, 后为突厥所破, 部落分散。 总之, 《中国民族简史》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各民族历史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叙述, 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曾指出“本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的最早著作”。“吕老1948年在哈尔滨编著本书时, 不仅不能像50年代以后那样可以获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而且在利用旧有资料和前人成果方面, 也不能不面临很多困难。难度之大, 是可以想见的。”白寿彝先生也曾指出:“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 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 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 但从书的总体上看, 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自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问世至今已过了70多个春秋, 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国家政治转型的关键阶段, 道路之争导致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 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当然十分困难, 资料少之又少, 又不可能开始大规模调查, 在如此困难的环境条件下撰成《中国民族简史》实属不易。7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社会民族关系也发生历史巨变。当代人回溯70多年前中国民族史研究无疑有很多优势, 特别是在资料的获得、已有成果的参照、观点表达以及多角度视阈的获得等等, 同时, 当代人也不得不慨叹, 在70多年前的民族史书写中将革命激情与科学理性把握到恰到好处亦十分困难。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有诸多关于起源的未解难题, 甚至近代以来各民族发展演变进程的研究也还缺少应有的深度, 有待后来者不断的努力。 阅读原文请点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史书写.pdf 原文载于《学术界》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