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强 安芮：南方丝绸之路与苗疆走廊——兼论中国西南的“线性文化空间”问题(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01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杨志强 安芮 参加讨论
三、“线性文化空间”视野下的苗疆走廊 自1980年代以来，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藏羌彝走廊)、苗疆走廊等相继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些研究都聚焦于西南山区的古代交通线路或地理走廊，考察其历史变迁、经济往来、族群迁徙和文化交融等，笔者暂且将其特点概括为“线性文化空间”。这里所说的“线性文化空间”，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些特定的重要交通线或地理走廊上，因长期不间断活动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关联的文化地理空间；在这些区域内，不同族群或地域社会间，因频繁交流互动而产生某种共同的特质、关联性和延续性，从而文化在空间上会呈现出某些明显的因果关联。(18) 云贵高原域内河流高山纵横，地形地貌结构极为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古代连接不同区域的交通线选择条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旦形成基本会长期保持不变；相应的，人口分布、族群流动迁徙、文化互动交融等也会相对集中到沿线地区，从而留下诸多相互关联的文化事象和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历史上每当中原王朝的国家力量进入这一区域之际，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交通问题，需采取各种措施，耗费大量的国家资源来维护通道安全，这同样也会对地域或民族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国家的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首先会集中在交通沿线地区，因此由交通线勾连的“线性文化空间”对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等带来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行政区划单位而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关联。此前既有的西南区域史或民族史框架，基本上是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分而叙之，缺乏一种整体性关怀，作为中间过渡地带的贵州地区在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因此长期被忽视。 从“线性文化空间”角度上看，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古代连接中外的经贸关系的一条著名商道，它勾连中印两大古代文明，促成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间的某种广域性的经济及文化关联，也奠定了跨越不同区域与文化间的“民心相通”社会基础。而早在秦汉时期，“灵关道”和“五尺道”等也曾扮演过“官道”的角色，成为中原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的触角。(《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以云南为中心的云贵高原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时分时合，一直持续到蒙元政权征服云南后方告结束。元王朝十分重视对云南的经营，开通了多条内地通往云南的道路，(19)然而这时期由中庆(昆明)经贵州至湖广的“普安路”(即苗疆走廊主干道，含西路“乌撒道”)已取代“灵关道”和“五尺道”，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边疆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带来深远的影响。综合目前的研究和讨论，苗疆走廊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苗疆走廊是中原国家对西南边疆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统一之路”，对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打通“普安路”(即东路)后，次年元朝便整合贵州各地的大小土司，设立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事实上成为后来贵州建省的发轫之举。(20)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征服云南之际，先于云南设立了“贵州都护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以镇压黔东田氏土司为契机设置了“贵州布政使司”，由此贵州省正式步入了中国13行省行列。从经济上看，贵州作为一大行省，全省财政收入在明代不及内地一府，基本都维持在每年8万两白银左右。(21)很显然，贵州建省并非出自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更多是因其位于湖广入滇的“门户”位置所致，对此已有专论，不再赘述。(22)湖广入滇的东路和作为其支线的西路的贯通，除直接促成贵州建省外，还促使云南省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向东部的昆明、曲靖一带转移；(23)明代以后川东南部重庆、泸州一带经济崛起，也应与入滇西路有密切关系。此外，苗疆走廊东端相连的湖广地区，其西南部辰州(沅陵)、沅州(芷江)及镇远等原与“溪洞”相连的偏僻之地，随着东路驿道的开通也一跃而为湖广进入黔滇的噤喉，成为湖广行省重兵屯集的军事防御区域，进而对后来湖广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也带来影响。(24)清代康熙年间，湖广行省被拆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其中湖南省最高军政机构初为“偏沅巡抚”，至雍正二年(1724)方改为“湖南巡抚”。值得注意的是“偏沅巡抚”与苗疆走廊的关系。明万历年间，四川行省辖下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入滇官道阻塞。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调集湖广和各地资源，统一协调军事行动镇压叛乱，明廷在偏桥(今贵州施秉)设立了“偏沅巡抚”总督其事。其后有事则立，无事则废。崇祯年间镇压“奢安之乱”后“偏沅巡抚”成为常设，有事驻偏桥，无事移沅州(今湖南芷江)，负责管辖湖广都司辖下的贵州境内的“边六卫”和沅州、辰州等卫所。清初沿用了“偏沅巡抚”建制，并逐步将洞庭湖以南地区的府、州、县归其节制。康熙三年(1664)，“偏沅巡抚”从沅州移驻至长沙，被视为湖南建省的标志性事件。故民间曾流传“先有偏沅，后有湖南”之谚。(25)由此可以看到，苗疆走廊的影响是具有全局性的。 第二，军事上，元明清时期，苗疆走廊是中原国家力量深入西南边疆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一条“国家走廊”；近代以后，每当中国面临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之际，苗疆走廊又扮演着“救亡之路”的重要角色，成为内地进入西南“大后方”的一条主要陆路通道。 自元朝开通东路驿道后，很快就成为中原国家控制西南边疆和邻接的东南亚用兵的主要通道。明初统一云南后，云贵高原成为明王朝重点军事征服和政治经营的地区，开始在交通线上密集设置卫所，从内地派遣大量汉族“屯军”沿线驻守。这些卫所中除“五卫八所”驻守在昆明至成都的“建昌路”，“西四卫”驻守在曲靖至泸州的西路外，其余数十个卫均沿着湖广至昆明的东路沿线及昆明至楚雄、大理一线分布，形成长达千余公里的“一线孤悬”之防御态势。至明中后期，随着国力的不断衰弱，由昆明通往成都的“建昌路”因“夷患”频繁而阻塞；另一条从曲靖至泸州的西路(乌撒道)至湖广，因长江水险，下易上难，“其归也，挽舟为难，则溯沅水，取道贵筑”(26)。事实上形成只能依靠湖广入滇的东路驿道来维持云南局面的状况，对此明廷内部亦有“宇内各省靡不四通八达，滇之受病正以靠点一线耳”之感叹。(《明实录·熹宗天启实录》)有明一代，东路驿道俗称为“一线路”，其实也反映出沿线地区尤其是贵州路段所面临的“两岸皆苗”之严酷的社会环境，对此明廷朝野也曾在“平播之役”(1599-1600)和“奢安之乱”(1621-1635)期间，两次讨论过开辟新道的可能性。然重兵防守的“官道”尚如此脆弱，要开辟新的通道更非易事。(27)清王朝继承了明朝奠定的基础，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后，就开始在着手在云贵地区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等政治军事措施，陆续将土司统治地区和不受节制的“化外之地”纳入国家府州县体制内，由此基本上解决了这条道路交通的隐患，并依托东路驿道不断将周边地区置于国家直接统治之下，由此也形成了以东路驿道为主干道，将周边的省道、县乡道和水路航道连为一体的呈带状的庞大交通体系。近代以后，由内地进入云贵地区的公路干线、铁路等也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驿道的基础修筑的。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山区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大后方。这时期，从内地进入西南的著名的“抗战公路”(沪昆公路)，其在湘黔滇境内的路段，基本上是在苗疆走廊的基础上修建的。1960年代以后国家在西南山地实施的大规模的“三线企业”工程建设，其间开通的湘、黔、滇铁路、320国道等也都基本与这条古驿道的走向吻合。当时中国最尖端一些重要军事工业，如航空、航天、电子工业等大量工厂企业主要就分布在这条交通大动脉沿线或周边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