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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安: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4)


    三、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团结心理构建
    预防和消除民族心理距离、构建民族团结心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等各种力量多管齐下与相互协同。
    (一)政府创新民族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层次交往交流,可以促进文化理解、建立和谐互信的民族关系,形成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石榴籽”般密不可分的团结关系。各级党委政府应以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为契机,创新城市民族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探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流入东部城市的各民族成员在国家的共建共享发展中享受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增加城市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的建立、幸福感的获得,让不同类型、不同年龄阶段的各民族人口互相了解和增进友谊,促进不同世代之间多层次多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像俞正声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时所说的:“要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5)
    (二)发挥社会组织的社群联动作用,营建不同民族团结的心理场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第三方力量,能助力民族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上海浦东新区民宗委通过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负责实施“社区共融”项目,促进了流入上海的少数民族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这种探索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的民族社会工作为流入少数民族与户籍人口提供交流互动的时空场域,促进族际信任与民族团结心理场的构建。
    (三)各民族成员要敞开心扉,建构跨民族的多节点社会关系网络,打破阻滞族际交往的心理藩篱,搭建民族团结的心理桥
    弱势心理使流入东部城市的部分少数民族过分强调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社会交往对象优先考虑民族身份与宗教信仰,难以建构民族成分多元化的多维度社会关系网络。内卷化的社会关系网制约了民族间的互动互融互通,拉大了民族心理距离。流入少数民族只有逐步打开不利于族际互动的心理藩篱,加强与他者的多层次互动,向外展示自身文化魅力与民族精神等正能量,才能冲淡含有偏见的社会氛围;城市汉族市民也要多元包容,摒弃文化主位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客观评价流入少数民族对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将少数个体的不良行为固着到其所属民族群体上,不歧视、不排斥流入少数民族。交往主体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民族团结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事实,心理隔膜自然消失,民族关系就会达到民族团结的最深层次——民族心理团结,从而铸就各民族共建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综上所述,基于民族文化差异,不同民族互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影响双方深层次沟通的心理距离,影响了民族团结心理的构建。消除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报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各民族团结的心理机制,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治理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