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花园”到“石榴籽”：中华民族概念的新时代阐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03 《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 张丽 参加讨论
【摘要】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汉族到国族再到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在中华民族全面崛起和谋求复兴的新时代，关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新提法，给中华民族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表达了在政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寻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 【关键词】中华民族；石榴籽；新时代 【作者简介】张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民族史。 中华民族从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到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概念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深入地考察和理解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新时代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中华民族”一词由“中华”和“民族”两个名词复合而成。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一词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一词的出现，“中华民族”概念才萌蘖而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流变，最终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被确立起来。这一概念的兴起和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既涵盖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族类认知，又囊括了近代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念。 《左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说，可见，“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来的简称。汉代以后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中国诸华”之说。及至华裔混融的魏晋时期，《晋书·刘乔传》中有“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的记载。此后，“中华”一词扩大为指“礼乐冠带”这种中原传统文化和具备传统文化的人。而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将“中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用于政治行动中的当属元末朱元璋讨元檄文中“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处的“中华”一词很明显与“胡虏”相对，意指中原汉族及其传统文化。 “民族”一词是近代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概念，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等人编纂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已创译“以色列民族”一词。其后，王韬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使用了“民族”一词。但是，上述这些零星个案并未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清末，随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的舶来，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进化式的时间观念逐渐替代了中国传统的“轮回”观念，而之前的“天下”逐渐演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而来的“民族”（nation），作为中国人一个新的认同标志和理论也应运而生。对中国人而言，这个特定的“民族”就是由“中华”和“民族”复合而来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 在清末排满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中华民族”概念的最初内涵仅指汉族而言。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袭用了14世纪朱元璋讨元檄文的口号，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入会誓词。历史上“华夷二分法”的民族观被革命派沿袭下来，他们认为只有“汉种”才是中华苗裔，中华民国应该是单一的汉人的统一国家，并不包含作为异族的满洲人。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建构的血统色彩的民族观一经推出，就备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崇，他们从传统的血统宗族观念里寻找构建“中华民族”的元件，以“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始祖”论和血统观念、以“龙的传人”为代表的图腾神话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助力。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反对“排满革命”的立宪派杨度就超越血统、种族属性，从创造共同文化、形成共同心理的视角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他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一文中写道：“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任务转为要协调团结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此时，原有的“中华民族即汉族”的狭隘民族观已经不合时宜。1912年3月19日，黄兴、刘揆一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同年3月23日，又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并发电文称：“凡我同胞，何必歧视。因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该会是以“中华民族”之名组建的第一个社团组织，孙中山曾盛赞该会“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廿世纪，用意实属可敬”。此后，多人著文阐发“中华民族”的内涵及外延。李大钊在1917年著文《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即在中国各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1919年，孙中山在 其著名的《三民主义》一文中也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新的阐释：“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922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中指出，“中华民族”已经超越了通常所指的汉族上升到国家认同，“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 蒋介石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族论，并把国内各族降格为“宗族”。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团结人民和鼓动人民而大谈“中华民族”，将之作为唤起国人爱国热情的工具。他认为中华民族是联合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而不是“民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称，这五个“宗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组合成家庭一样。 不同于国民党要锻造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诉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即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次要的、从属的。从阶级的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批评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立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家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存亡取代国内阶级问题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充满政治性和内聚性的概念，以期调动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在此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建立苏联式的联邦制国家修改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由多支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并以“中华民族”作为第一章第一节的名称，详细论述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至此，“中华民族”概念在经历了清末“亡国灭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焦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诉求，到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传统继承而来的民族平等观念的三阶段演化，已然由最初“中华民族即汉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概念，逐渐熔铸成为一个强调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中国诸族之总称”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概念，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