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海榕 林林：民族认同及其塑造——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19 《国外社会科学》(京)20 赖海榕 林林 参加讨论
三、全球化既增强全球意识又促进民族认同 20世纪末以来，安东尼·史密斯开始关注全球化和区域化等跨民族力量现象，因为这些力量对民族和民族认同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引发了新的理论争鸣。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影响诉诸那些区域性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和全球通信系统等新兴跨民族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大国集团的产生与发展，这些集团源于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最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对峙，将处于依附地位的地区与国家纳入自身范围。今天，各个民族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获得了承认，但出于和平与经济发展的考虑，不同区域与国家都成立了各个层次的国际集团，将许多政治经济职能转向类似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对民族的认同转向这些国际组织成为许多学者的论点。跨国公司是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力量，它们拥有庞大的预算和复杂的技术手段，有能力在多个国家甚至多个大洲的范围内规划长期战略。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绕过各国政府，使用自己的技术人员，在当地开办企业和雇佣工人，并且通过本土化经营来避免文化差异等带来的障碍，确保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从而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被嵌入经济全球化的复杂系统中。最为普遍的因素是大众通信系统的大规模扩展，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单元也不能将信息网络控制到边界以内，这也为民族文化融合为区域文化甚至形成全球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现在，将全球范围内网络信息和影像进行打包发布成为可能，而这将使地方化的信息陷入困境，并淹没它们所发布的特定民族相关的信息。(17)新兴的跨民族力量还包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跨国移民热潮使得国家内部民族成分多元化，在增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同程度的摩擦与冲突，这迫使许多国家采取多元主义的文化和民族政策。(18)基于以上种种，许多学者得出结论，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和后民族的世界，永恒的、普世的“全球文化”将掏空民族文化，因此民族主义将走向消亡，民族认同将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发达资本主义已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明日黄花，它突破了民族的边界，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史密斯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已经存在的族裔共同体和国家的框架内运行的，并且这些共同体和国家常常深陷于彼此间的竞争。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相继来临，使得这种竞争进一步强化与扩大，并巩固了国家政权，将国家的主体族群铸造成一个紧实的、拥有领土的、由法律联合起来的民族。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对民族认同的强化表现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强化了既存的国家间体系，并通过竞争推动国家中主体族群的民族情感的塑造。如果说资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工具，那么族裔国家的框架及民众对它的忠诚，也常常支配了商人和工业家的贸易方向。资本主义对民族的首要贡献，是为民族配备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人和专业人士。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中，这些新的阶级将担任领导者，并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于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言，这种新的阶级为它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多样化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民族认同的塑造中，新的阶级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19)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都高度重视它们的公民的团结与政治承诺，以及民族国家在各自边界内的司法主权。国内事务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应该服从该民族的人民意志，反对一切外来力量的干涉。在这个问题上，地缘政治强化了民族和它的道德边界，国家也因清晰地表达民族意志与民族认同而获得合法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尽可能地表明，它的公民与“外来人”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内部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差异的，即合法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内部同质之上，并且地缘政治的边界比其他差异更重要。 史密斯也谈到，信息社会和大众传播已经为全球文化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全球文化中，单一的、世界主义的和科学的文化将涵盖全球，并且将去除过去存在的族群和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地位。新的数字革命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破坏了以前存在的文化以及相应的非科学的认识的吸引力。总之，看似这一切使得以前存在的文化显得片面和非理性，并且属于人类过去的另一个时代，因此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将会随着旧时代消失殆尽。对此，史密斯进一步分析道，一种全球文化由许多分析性的独立要素构成：有针对性的广告化的大众商品，从原有文化剥离出来的民俗风格与当代主题相结合的拼接物，关于“人权与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一种用于交流和评估的标准化的、量化的、科学的语言。因此，全球文化表面上建立了一般性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但是，这种体系是在挖掘个体特殊的话语和语言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且，“文化”这一词语不仅仅只简单地涉及传播和现代技术，而是通过审美方式和媒介涉及人类品味、情感和活动模式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表达。就此而言，一方面，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拥有各种不同历史的生活方式和人类品味，以及各式各样表达情感和活动的模式，而不仅是一种单一的文化。所谓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化是由每个民族和族裔共同体的文化与话语的神话、记忆、价值、象征符号和传统组成，正是这些要素，为民族的话语设定了历史性的边界。同时，族群和民族的话语及其内容，是与国家权力和文化交流的现实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它们为人类关于民族的想象力设定了边界。即使世界文化突破民族的形式，挑战族裔的假设，也并不能瓦解它们的力量或摧毁它们对民族话语的控制。长久的族裔历史已经赋予我们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而集体自我、个体自我及相关话语都已经在这种语言和文化中形成，并将继续对人类进行塑造和划分。不同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特定的集体需要和历史时段而发生变化，管理着人们生与死的问题，也管理着悲伤和正义、恋爱与丧失，在人们处理生活和面对死亡时给予指导，通过特殊的传统习俗、历史象征、仪式典礼和道德传承，积累成智慧的集体记忆和持续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民族认同的守护者，成为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并由此获取政治合法性，因此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民族只有拥有自己的国家才能安全和自主，国家与民族就宿命性地合为一体。因此全球化的各种不同力量刺激了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浪潮同时发生，例如许多欧洲国家的族群，如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不仅要求族群的独立权利，而且力图超越民族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地位，这也解释了大规模超民族联合体与裂变的族群民族主义同时增长的相互矛盾现象。(20) 不仅实现普世的全球文化不具有现实性，而且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民族国家获得了一次新的、更强有力的生命机会。在后工业时代，小规模沟通网络的增强，将会推动语言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扩张。在某些国家，少数或者边缘群体的族裔民族主义的重现，又常常会出现一个应对和释放的过程，激发占主体地位的多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复兴。在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德国人和捷克人中间都出现过这种情形。史密斯认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民族间的分化，也促进民族性的抱负进一步增强，随着人口迁移，移民政策、国籍法和人口爆炸的预警都提高了民族之间的壁垒。跨国公司虽然通过商品、投资与企业的网络，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但足够强大的政府能够与跨国企业讨价还价，甚至强加条款，而这些跨国公司也能激起民族性的反对或合作。虽然对跨国的经济人阶层——金融家、银行家、公司董事等——来说，民族障碍日益不成为问题，但是跨国精英最终必须要说服和影响的政治家们，仍然要对民族国家内的其他群体负责，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全体负责。同时史密斯认为那些顽强又有技巧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能够运用政治杠杆来使那些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相互竞争，从而提高自己的国家获得优惠条款的概率。这种在经济领域的政治杠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面对外部压力时，有助于形成一种不断增长的民族认同感，并且使整个国家民族在一个由类似“建构中的政治共同体”所组成的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位置，因此跨国的经济力量无法取代民族与民族主义，并且最终还会强化它们。(21) 民族认同是集体性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无论个体的感觉如何，它都提供了文化与认同的主导标准、政治统治的根本原则，以及社会与经济行为的首要焦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摆脱族群示威和民族主义暴乱的影响。民族有时被颂扬，有时被辱骂，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迹象表明它将被超越，同样也没有迹象显示民族主义将失去或减少其爆炸性的大众力量和影响力。史密斯认为如果有一种现象是真正全球性的，那么它一定是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从未被族群或民族冲突所侵袭，或不曾见证过特定人群发动的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今天，民族认同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在不同的情境下，它的重要性不同，但在多数活动领域，它已经渗透到个人与共同体的生活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