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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腾:论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3)


    三、城乡分割: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源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因此,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笔者认为,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之间在就业收入、社会制度、生活条件、文化认知度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一)经济因素:城乡就业收入差别化
    农民外出务工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原因,而城乡之间就业收入的差别无疑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推力。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山区,耕地资源少,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普遍不高,机械化生产程度低,劳动效率低等因素加剧了农业生产成本,使得依靠传统种养殖业难以脱贫致富。而城市往往产业较为发达,就业机会多,在城市就业,工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且有保证。笔者在广东省惠州市蓝田瑶族自治乡调查时,不少农民反映,在外务工一般平均月工资3 000元以上,而在家务农往往仅能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便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基于城乡就业收入水平高低的理性比较,为了养家糊口,改善生活质量,一些农民便会选择放弃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由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最终造成农村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二)制度因素:城乡社会制度二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情况,为了加快城市经济发展进程,政府提出了“工业优先发展,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理念,构建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此相应地,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体系。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削弱了农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引发了“空心村”的出现。一方面,农民工选择“城乡两栖”,使得住房资源浪费,房子利用率低、乱建新房等地理“空心化”问题出现;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无法有效释放,导致土地撂荒等产业“空心化”问题。因此,城乡二元制度体系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制度根源。城乡制度体系由就业、教育、医疗、土地、户籍等制度构成,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土地分割制度对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形成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制度,户籍制度附带着多种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其覆盖范围涉及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多个领域[24]。也就是说,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制度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这些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引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引致的城乡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的二元分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助推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进程。比如,我国城市教育制度与户籍制度高度挂钩,若农民无法获得城市户口,那么其子女就无法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教育权。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他们只能让子女回乡接受教育。子女在农村读书,他们就不可能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子。就土地制度来说,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长期发挥着对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土地制度与农民的生存问题和流动状况密切相关。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给农村土地的市场化交易设置了制度壁垒,增加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难度,降低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因此,基于未来风险预期的不确定性,守住具有保障功能的农村土地便成为农民应对未来风险的理性选择。因而,乡村人口转移难以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农村住宅“季节性闲置”、“两栖占地”等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8]。
    (三)生活条件因素: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市优先发展”思维的影响,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财力,用于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对农村却缺乏足够重视,最终导致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城乡规划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大,这也是诱发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重要环境原因。就前者来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城区,还是微观层面的社区,城市都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进行建设,工业、商业、生产、生活等各功能区划分科学,各功能区治理井然有序,环境干净优美,而农村往往基于生产便利、交通方便等原则建立住房,缺乏科学规划,无功能区划分,生活区、生产区、养殖区等混杂在一起,且房子分布较为分散、杂乱,导致村庄治理难度较大,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就后者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通讯、网络、水电、医院、学校、商城等硬件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出行、购物、就医、教育等方面极为便利,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最近几年有所改善,但民族地区多位于偏远山区,工程施工成本高而政府财力有限,导致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饮水不安全、出行不便、能源不足等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仍不能有效解决[25]。显然,良好的生活条件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期许,因此,基于城乡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居住,便成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的首要选择,而随着农民向城市转移,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也就在所难免。
    (四)文化因素:城乡文化认同度差异化
    城乡文化认同度的差异化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思想渊源。所谓文化认同度,是指人们对属于自己的共同文化的心理接纳程度和喜爱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日益增强,长期生活较为封闭的农民获得了更多接触城市文化的机会。在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着迷于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甚至错误地认为城市文化是时尚的、先进的、科学的,而乡村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愚昧的,随之,便趋之若鹜地热捧城市文化,逐渐冷落和疏远乡村文化。有些农民为了体验城市文化之美好,便放弃了对农村文化的坚守和追求,而选择到城市就业、居住或娱乐,从而引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对乡村文化缺乏坚守和传承,甚至断裂,进而出现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事实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都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各有千秋,各有魅力。应该说,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乡土性的[26](6),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27](612~61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