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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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26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26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26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这里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26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由于这些原因在朱理治、聂洪钧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26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红25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朱理治、聂洪钧先后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虽然有了肃反的决策，但是还没有实力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还是以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为主，加之当时陕北红军改编的红27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时机还不到。正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军事实力的支持。
红25军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红25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的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应该指出的是这支部队在对敌斗争中是英勇善战的，多次打败强敌的围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转战各地，寻机消灭敌人，在转战中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首先，受到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关于肃反的“左”的影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关于红四方面军“肃反详情”的报告时，对敌情估计就很严重。他称：“敌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红军和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他进而指出：“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整肃，坚决反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红四方面军的这一肃反思想，对起源于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有很大的影响。红25军在艰苦转战中，在内部也不停的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整肃内部。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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