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习仲勋充分展现了自己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心为党的高贵品质。肃反刚开始的时候，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在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硬担保了一大批受诬的同志，如果这些人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他。在自己被捕前，“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以至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指前面习仲勋以自己名义担保无罪的那些人)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依然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后，正如习仲勋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北肃反的严重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与此同时，“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习仲勋的问题就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习仲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革命工作。习仲勋在被释放的当夜对与自己一起受到各种残酷折磨的同志说：“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更为可贵的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西北革命领袖，在自己受到残酷的各种迫害，险遭杀害之后，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事，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1936年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此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强加在习仲勋身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逐渐的清除，习仲勋遵从党的安排从一个重要岗位转战到另一个重要岗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下，他也由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袖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开国元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小说《刘志丹》冤案、十年文革磨难后的习仲勋，在粉碎“四人帮”自己获得政治解放后，勇挑大梁，主政广东，排除各种困难“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北肃反”虽然已经过去了70余年，在这次肃反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大多数也已经相继去世，但是当时只有22岁的习仲勋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于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却历久而弥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阔步前进的今天，总结党史上的正反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代化事业服务，继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追求的伟业。这或许就是对习仲勋等革命家最好的缅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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