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过热”、“反常”、“极端反常”和“正常”4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1958年以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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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不小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及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然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这就需要有一位高人站出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举行谈判，打破僵局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蕴涵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就不可等闲观之。
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勃氏绝唱”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他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因此这个讲话被称为了“勃氏绝唱”。
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
外交部为此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上午，地点就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就站在钱其琛周围。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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