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时间，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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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10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研讨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
把中苏边界变成睦邻友好的纽带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开始恢复。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1987年2月开始的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边界线走向问题。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小平同志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4人，即小平同志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4人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邓小平赢了。
最高领导人会晤，中苏两国重新结好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做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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