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发展新方向(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52 《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孟凡行 参加讨论
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人类学界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归属、研究目标等等有较大的分歧，但对运用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却基本一致，也就是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如果我们仅仅希望通过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为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美学等学科提供一点以往有所疏忽的田野材料，那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可能就足用了。如果将艺术人类学理解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社会学科，不是“艺术”和“人类学”的简单相加，而是“所延伸出来的知识意义远远大于‘艺术’和‘人类学’本身，意味着学科知识视野和操作理念的更新和超越”的话，在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实践中，就需要与艺术学加强交流，吸取艺术学处理“艺术内部”问题时的理念和方法，思考艺术人类学方法与以往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差异，进而建构属于艺术人类学的独特方法。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艺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但由于艺术这一文化样式的特殊性，艺术人类学所用的民族志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所用的民族志方法应有所区别。艺术人类学界常说艺术人类学给艺术学研究带来了不同的视野和方法，但如果这无助于艺术学界对艺术的表现形式、艺术的风格演变、艺术的创作技法、艺术的感受等“艺术中心”问题的理解提供切实的帮助，必然难靠艺术研究的谱。怎么办？何明的意见是，艺术人类学只有将参与观察和艺术体验结合起来，才能“阐释艺术行为所蕴含的文化持有者的感受、情感、价值、趣味、观念、判断等艺术或审美经验及其文化”。方李莉一贯强调艺术经验和艺术感受力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甚至表示在招录研究生时，倾向于具有一定艺术背景的学生。王建民的方案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应当从艺术入手，通过艺术形式分析、类型分析、结构分析、工艺过程和场景描述本身，进一步说明艺术背后的文化理念，说明这些艺术形式之为什么的问题，也有可能回答艺术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如形式、情感、激情、想象之类。”这是一个切实、可操作性强的田野工作流程方案。艺术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艺术学的问题，所以阿尔弗莱德·盖尔（Alfred Gell）完全抛开艺术本体谈社会关系的方案是不足取的。就本文前面论述的艺术研究的体系来看，虽然艺术人类学要着力解决的是艺术基本文化层的问题，但却不能离开艺术物理层和社会层谈文化，而是基于艺术物理层经由艺术社会层螺旋上升到对艺术文化的研究，这与王建民的路径是相合的。 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艺术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这说明艺术人类学既要吸收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要吸收艺术学的理论和方法。目前的情况是，人类学出理论和方法，艺术学只提供研究对象，这是不平衡和不正常的。其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的复兴，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学和艺术史领域的一系列理论的聚合”，艺术人类学受惠于艺术史及艺术哲学研究良多。比如现在艺术理论界老生常谈的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提出的图像学（Iconology）的理论和方法， 迈克尔·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提出的“时代之眼”（The Period Eye）的命题，由丹托（Arthur Danto）提出并经狄基（George Dickie）等人讨论，最后得到霍华德·贝克尔（H.S.Becker）等人经验研究证实的艺术界（Art Words）理论等等，都是从艺术周边入手处理艺术中心问题的颇为成功的理论和方法。可惜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界提出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引起国内艺术人类学者应有的重视。 鉴于此，从交叉学科的角度考虑艺术人类学的方法问题，除了对艺术学的理论和方法多加关注之外，笔者以为也有必要注意艺术学学者和艺术家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除了以上学者们提示的田野考察的新方法、艺术史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外，笔者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还需要向艺术家学习艺术地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善于从形象和音声的角度看问题和把握对象，锻炼一种艺术直觉的思维和想象力。在艺术民族志的表述方面，要学习艺术家善于用图像、音声、符号呈现事实，表达观念的方式和方法等等。 除了这些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策略问题，也有必要继续思考艺术人类学方法区别于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深层方面。严格来说，艺术人类学所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艺术民族志方法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常被称为科学民族志，其实这种民族志并不是研究“科学”的民族志，而是力图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的民族志，或可称之为“科学性民族志”，相应的艺术民族志也不应仅仅定位为研究艺术的民族志，而是“艺术性民族志”。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将两类文化和思维进行区分，那就是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文化的科学性或理性思维，而后者则主要关注的是文化的艺术性或感性思维。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民族志的方法意义就绝不仅仅是对艺术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么简单，而是试图在科学民族志的基础上，着力对人类的艺术性思维和艺术性文化进行研究，而这正是被以往的社会科学所忽视的，以此便超越了单纯的艺术研究。不过在“艺术性民族志”方法的前期探索中，艺术研究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场地。 就具体的田野研究实践来说，如果说科学民族志注重对地方性的探究，那么“艺术性民族志”关注的重点可能要转移到地方感方面，也就是说“艺术性民族志”要对地方性和地方感进行双重挖掘。“前者更多是通过对地方艺术界的结构和功能、艺术的法则等的研究，阐明作为艺术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艺术民族志夯实社会和文化层。后者则更多是通过对艺术的能动性、艺术界中人的情感、感受等的考察，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和意义层。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知识浑融共成艺术民族志。” 经过再创新的艺术民族志方法，不仅可以帮助艺术学实现从“死艺术”到“活态艺术”研究的转变，更紧要的是可以通过精细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为艺术学研究打造全新的一手资料系统。这可以说是艺术学界对艺术人类学最现实，也最为迫切的要求。在2011年艺术学学科升门的过程中，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说明的撰写者、国务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廷信教授指出，中国当下的艺术研究之所以裹足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使用的材料不可靠，用不可靠的二三手材料建构出的理论质量有限，并因此呼吁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证艺术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人类学不仅不可缺少，还理应成为艺术学科家族里的基础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