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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地方转型时代的都市商业人类学——田野凝视焦点的变移和学科想象(2)


    二 针对商业和市场的“经院”人类学研究
    作为经济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的交互界面,经济人类学是以理论探索为导向的当代商业人类学持之以恒的动力。经济人类学者关注人们如何利用物质世界提供的资源来维持日常生计,如何在社会团组或者队群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实践中表达自我和集体认同。在这一分支学科发轫之初,研究主题侧重于所谓“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在非工业化情境中经济生活的文化维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普世性曾是困扰经济人类学者的难题,也是上世纪中叶由波兰尼(Polanyi) 引发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二元论之争的焦点所在。经济人类学者在面临西方经济学模式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时,也会选边站队,要么进入“族裔中心论”倾向的形式主义阵营,要么靠拢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实质主义阵营。以形式主义者自居的经济人类学者试图探索在不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运用理性经济人来研究“他者”的路径,其假设是: 人们未必选择代价最小和最有效率的策略来进行经济决策,但他(她) 们的确会倾向于寻求最为理性的策略。加入实质主义阵营的经济人类学者则坚信: “理性”的行为选择、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短缺都是市场经济情境中的特有现象,缺乏普遍意义。
    人类学者萨林斯(Sahlins) 出版于1972 年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虽然在论述道义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时深受波兰尼的影响,但显然有意将当时陷入僵局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二元论之争告一段落。他在书中提出的三大道义互惠(reciprocity)交易模式,其适用性和普遍性远远超出“初民社会”的范围,完全可以为观察和解读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互动和礼尚往来的行为,如慈善馈赠、义工服务、礼品交换和金融诈骗等,提供跨文化比较的框架。毫无疑问,萨林斯的“文化转向”提升和拓展了商业人类学研究者的视野和境界。
    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类学者在族裔多元化语境中进行的田野探索和民族志文本写作,议题日益繁杂,不再受限于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取向、研究路径和观察视角。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制造产业不断地从美国转向劳动力价格低廉地区,原先主导协调本土大公司企业、劳工和政府合作关系的福特主义模式逐步瓦解,最终被“灵活积累策略”所替代,西方国家的普通大众在资本主义建设中的角色也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突变使跨学科视域内的消费文化研究成为商业人类学理论探索和深化的契机。人类学者通常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消费模式分为“极简主义”和“消费主义”两种类型。“极简主义”消费模式主要存在于渔猎采集社会(foraging society),其特征是: 消费需求简单而且有限,获得方式具有极强的可持续性。而“消费主义”模式的特征是需求繁复,满足需求的方式多种多样,是殖民主义、全球化和其他形式的扩张主义得以产生和蔓延的助力。在着眼于田野体验的人类学者看来,消费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人们使用物品和服务而产生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过程。与经济学者一样,人类学者承认需求的物质基础,但更加强调需求恰恰是由物品促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并且定义了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制造意义,而不是满足需求。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物品,来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与计量经济学者爱舍伍德共同完成《商品的世界》一书,对不同经济制度中购买以及购买互享行为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做了详尽阐述。这部跨界力作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专业偏见。在消费人类学视角内,两位作者展示了商品对人群所具有分类、归纳、排除、识别、认同以及在有意无意间将远近不同的群体连结在一起进行交流的社会功能。消费对于人群和等级区别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于消费的物品,也包括消费发生的场所。以研究物质文化和大众消费见长的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购物、场所与身份认同》一书中强调了购物场所的文化意义,认为场所不仅仅是机械地、无意识地对历史进程的反应,或曰一种“话语”,它们作为其所属时代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鲜活印证,得益于特定群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它的创造与保持。
    近年来人类学者将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商品和市场作为田野凝视对象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已故人类学家西敏司(Mintz)于1985年出版的《甜与权力》一书在多学科的视角内,重构蔗糖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了这一寻常食品从宫廷奢侈物到大众消费品的演化过程。西敏司着力探索蔗糖在西方人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的转变,进而揭示了其商品化本身与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扩张之间的紧密关联性,为进一步讨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边缘与核心区域之间不平等关系,提供了一个综合田野经验和历史想象力的生动案例,成为后辈学者在教研实践中群起效仿的模板。乔治城大学人类学者泰丽欧(Terrio)于2000年出版的民族志《手工创制法国巧克力的文化和历史》在延续西敏司开创的食品人类学叙事传统的同时,试图通过对手工创制经典巧克力的研究,来考察品味的社会生产过程,并与包括布迪厄等前人在内的消费理论进行基于实证的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西敏司独辟蹊径的蔗糖研究不仅为泰丽欧的田野研究提供了灵感,还催生了她在乔治城大学讲授的一门以“瘾性食品”(drug foods)社会属性为议题的高级研修课程。该课程将蔗糖、咖啡和巧克力这三种常见食物为棱镜,通过探究它们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来获得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和殖民及后殖民社会建构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和性别等多重视角。这三样食品与可持续发展、土地所有制、国际贸易、国家政治和全球性认同等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检视“瘾性食品”的耕种、制作处理、销售、广告和消费,人类学者得以追溯和分析食品消费模式和它们在家庭、社区、商业、文化区域以及国际语境中使用和交换所蕴含的复杂意义。
    除了西敏司之外,阿柏杜莱(Appadurai)是20 世纪另一位在物质文化、消费实践和全球化研究领域取得跨学科瞩目成就的人类学者。他于1986 年主编《物品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一书,力图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中展示物品作为价值的承载者,是如何在流通过程中穿越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交换网络而发生路径偏移(paths and diversions) ,从而获得不同意义的社会生命。在书写物品流动的“社会传记”(social biographies)过程中,人类学者必须扬弃其惯常使用的标签式二元论( 如礼物-商品和市场-非市场) 。阿柏杜莱始终保持着对物品流动的路径及其偏移的浓厚兴趣。在1990 年发表的“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和差别”一文中,他借助一整套有关“景”(scapes)的隐喻来特指全球化研究值得关注的五大维度,即族群景观(ethnoscapes) 、技术景观(technoscapes) 、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媒体景观( mediascapes)和意识形态景(ideoscapes),展现出一幅迥异于单一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中单向西方化(文化变迁)的田野图景。在阿柏杜莱看来,资本、货品、信息和人群的流动发生在五大维度的断层之间。他所提出的“景观”互相关联,为观察和认识逾越传统边界的文化全球化所代表的“非地缘化”的力量以及特定地方性的形成,提供了分析框架。阿柏杜莱的全球化研究独树一帜,其主要特色在于注重思想的跨界流动及其过程、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全球化体验以及对于全球化的多元想象,这对21 世纪从事商业人类学研究和实践的专业人士来说,提供了求之不得的灵感和启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