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20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 马亚辉 参加讨论
【摘要】清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随着全国与西南边疆的局势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顺康雍乾四朝在西南边疆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和中国的认同日益增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嘉道时期官场严重腐败，民族政策守旧，以及西方列强入侵，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大为降低，最终暴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回民起义。虽然西南边疆动荡不安，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与内地已是牢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清朝晚期国难当头，西南边疆各民族能够团结一致，保疆固圉，可以说是与历代王朝尤其是清朝中前期在西南边疆实施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马亚辉，百色学院历史学教研室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提升到牢铸意识的高度。中国古代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但中华民族共同体远在秦汉甚至更早时期便已开始了漫长的千年铸建。经过中国历朝的艰辛治理，时至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 历朝的民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皆有着重要影响。清朝建立后，为有效治理西南边疆，不断因时因势对民族政策进行着调整。总的来看，针对西南边疆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局，清朝统治者对前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相同承续的地方，又有所创新和改革，以达到稳定西南边疆政局和清朝统治的目的，然而站在全国的视阈并从清代260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何变革，客观上都起到了增强国家认同的作用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而清朝后期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更是催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学术界目前对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已有初步研究，但有关整个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效能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作用鲜有探讨，因此，本人从西南疆域的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三个方面，依据历史时序，试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作一个较为粗浅的评议，错谬之处，还请读者夯力斧正。 一、从民族政策与疆域统一的关系来看 疆域的统一和巩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的首要因素，而民族政策在国家疆域的统一和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鼎定北京后，继续兵戈南指，以尽快统一全国，巩固统治地位，彻底消灭明末起义军与明朝残余。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土司遍地，为减少军事行动的阻力，清朝政府采取了“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对当地土司进行拉拢安抚，许诺高官厚禄，将西南顺利纳入辖治范围，此时的民族政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时局的。众所周知，疆域分裂越久，统一阻力越大，中华民族不但难以形成牢固的共同体，反而会因为疆域的分裂而使脱离中国版图的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轨迹背道而驰，历史上已有前车之鉴。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划大渡河为界，云：“此外非吾有也！”以致交趾永久脱离中国疆域，该地区的族群也未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云南直到元代才重新进入统一版图，现在云南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已是牢不可分。明清鼎革之际，明朝残余遁守西南，有凭借西南地势天险来抗衡清朝之意，很有可能在西南边疆再次形成分裂势力。清朝乘胜追击，对西南边疆的土司“柔远抚绥”，利用土司来壮大清朝军力，消灭明朝残余，防止了分裂割据势力的形成，而明朝的另一股残余势力郑成功退守台湾，与清朝隔海对峙长达近40年之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才将台湾隶入清朝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势力败退台湾，割据至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有所不利。 “恩威并施”是清朝将西南纳入其版图后的过渡政策，是“柔远抚绥”政策的承袭和变革。采取“恩威并施”民族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治理西南，先治土司，而在社会稳定时期对土司的治理政策历史以来便是“恩威并施”，民国时期依然如此；第二，土司俨然独立王国，且叛服无常，既要以德绥之，又要以武力弹压，方能保边疆无虞；第三，“三藩之乱”时，为防止西南土司受吴三桂利诱，康熙朝不得不延续顺治朝“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暂时施以恩惠，待西南平定，才敢绳以新制。不难看出，“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同样有利于维护西南疆域的完整和巩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由于清代土司的自治权较大，土司拥有军队、刑罚、税收，以及对下级土目的任免权等，导致土司内部争权夺利，土司之间相互攻伐，以及众多土司兴兵叛乱，严重影响西南边疆稳定，而土司一旦依附于吴三桂之流的割据势力，西南边疆必有裂土之危，因此在吴三桂权霸滇中与动乱期间，康熙朝推行“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不但可快速平灭吴周政权，还可使土司等边疆势力充当藩篱，防止敌国入侵。 雍正时期，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土司为藩篱的观点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云南永北人刘彬坚决反对以土司为藩篱之说：“所谓藩篱者，乃边境之外者也，岂有在内地者而亦藉以为藩篱乎！”清世宗审时度势，决定改流。“改土归流”是采用和平与武力方式打破百年来的土司世袭，改为流官制度的官方行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固然多种多样，但从国家统一的视阈来看，却对西南疆域的领土完整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建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的存在对西南疆域的完整和巩固以及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始终是一个潜在威胁，因此“柔远抚绥”也好，“恩威并施”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南边疆分裂与动乱的危机，无法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建。雍正朝综览全国政局，出于政治、经济、边疆永固等目的，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以武力为主的改土归流，给西南边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土司弊端，使得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全方位的治理逐渐等同于内地，并将西南边疆的分裂因素彻底灭于未萌，扫除了西南边疆的各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障碍。但是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滇南、滇西方向的一些土司仍被保留了下来，民国时期中国与位于中南半岛的邻国之间出现领土争端，其中虽然有英、法等国的介入因素，但也与土司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 乾隆时期清高宗主张普天之下，皆皇帝赤子，对边疆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其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相比前朝而言更加具体、深入。在经济、文化、民生、社会治安等方面，乾隆朝开垦荒地、减税赈灾、传播儒学、编制保甲、解决土司纷争等，这些具体政策对维护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起到良好效果，有利于维护西南疆域的巩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性铸建，也正因如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同样存在不足，最为明显的便是统治者对待西南边疆民族态度的两面性：即清朝统治者有时指斥西南边疆民族野蛮落后、不服王化，有时赞扬西南边疆民族风俗纯朴、安分善良，因此在不同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不同事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无非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 嘉庆朝的一切政策，包括民族政策皆主张“守成”，基本未有创新，即严格遵守清高宗等帝王的各项政策而不会稍加变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亘古不易之理，清仁宗却死抱“守成”理念，亲书《守成之论》，不因时因势而变，以致官场日趋腐败，使嘉庆时期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虽是承袭前朝，若能严格执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疆域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自然是非常有利的，然而自乾隆后期遗留的官场腐败未能及时有效地整饬，以致嘉庆时期腐败更甚，使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不但流于形式，且受到严重破坏，加上内地流民进入西南边疆后，通过典当或租种土司、土民田地等不正当方式兼并了大量土地，少部分流民进而演化为新兴的地主阶层，使得阶级矛盾加剧，成为咸丰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起义的滥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并不能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南边疆的铸建出现危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西南边疆各民族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因为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反抗的是清朝统治阶层，而不是背叛国家，更不是各民族民众之间的战争，而是西南边疆各民族共同携手进行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起义人员是由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下层民众组成。 道光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动荡非常、各种矛盾丛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与土地纠纷有关的京控事件频发，云南回民起义的领导者杜文秀就曾因土地纠纷到京城控告官府与汉人地主，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种种迹象表明，西南边疆随时都有爆发起义的可能。翻阅《清宣宗实录》不难发现，道光朝在西南边疆的精力主要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和镇压各种“匪乱”，民族政策被严重破坏。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使中国各民族开始有了他者和我者的身份认知，并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 咸丰和同治时期西南边疆暴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民起义，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下田产高度集中在汉人地主手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百姓无以为生，被迫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起义虽然是对清朝政府残酷统治的反抗，但对西南疆域的完整与巩固却存在着一定风险，清朝政府为稳定西南边疆，通过剿抚并用的手段镇压了各个民族的起义。 起义被平定后，光绪朝开始在西南边疆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蠲免赈恤、革除积弊，但这些政策杯水车薪，且不符合当时西南边疆各族百姓的需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高度兼并的弊端，无法给各族农民提供赖以谋生的田产，西南边疆仍然民族起事不断；光绪朝和宣统朝还加强了对土司的管理，一是对一些土司改流，二是兴学安边，在土司地区推行近代化教育。这些措施对巩固西南边疆有着较好的效果，并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可惜国家大权掌握在慈禧集团手中，清德宗心余力亏，使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清末政府对边外土司采取羁縻弗绝的态度，未能明确对边外土司的管辖主权，为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界争端埋下祸根，连边内的部分领土都受到影响。虽然现在西南边疆的边界早已划定，但中南半岛的邻国境内有些民族依然对中国有着很深的认同。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清朝的西南边疆民族政策对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与领土巩固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清朝中前期的民族政策，可谓是利远大于弊，虽然当时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意识，但早已开始了潜移默化式的悄然铸建。清朝后期的官场腐败使民族政策连守成都不可能，土地严重兼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起事不断，席卷西南，清朝政府用军事镇压民族起事与起义固然违背民意与历史潮流，但客观上也阻止了国家分裂的可能，同样有利于西南疆域的统一、巩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毕竟任何事物皆非十全十美，总是利弊兼备，只是利与弊二者孰占主要地位而已。长远来看，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起到的作用是积极正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