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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3)


    三、从民族政策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关系来看
    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同时进行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铸建的重要途径,两千余年中进展极其缓慢且万分艰难。早在战国时期,西南边疆就与内地发生往来,至秦汉两朝经略西南之时,政府因素才开始介入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当中。经过蜀汉、两晋、南朝,以及唐、宋、元、明等历朝的治理,到清代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中元、明两朝的经略对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而清朝则在此基础上将一体化程度更推进一层。
    顺治时期清军武力统一西南,虽然统一过程中采取“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但和土司多有兵戎相见,且战火延及西南边疆各族百姓。清军的军事行动似乎对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无甚益处,实则不然,如果清军放弃征伐西南,任由南明占据,与清朝势同水火,西南边疆与内地将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不但谈不上一体化,还有可能与内地愈走愈远。只有将西南边疆统一于清朝版图,在统一的强大政权的治理之下,才有可能把中央王朝的政令推行到西南,进而促进边疆与内地日益等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扫除障碍。
    康熙时期吴三桂权霸滇中,随后起兵叛清称帝,试图与清朝分庭抗礼,其行为是与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历史进程背道而驰。清朝平灭吴周后,对边疆土司暂时恩威兼施,并宣扬儒教,目的是待云南等地区大定,再绳以内地新制,这是康熙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总体思路。康熙朝在西南边疆派驻官兵,重新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军事防控体系,还兴建学校,传扬儒学,蠲租免税,赈济穷黎,让久经兵燹的西南边疆各族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无疑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起到前期的凝塑作用。
    经过康熙朝的治理,西南边疆的经济逐渐恢复,社会趋于稳定。雍正时期清世宗拟将内地制度实行于西南边疆而改土归流,文武百官对此争论激烈,云南永北人刘彬直言土司制度名为羁縻,实为“天地间之缺陷”,反对以土司为边疆藩篱的说法。雍正朝似刘彬持真知灼见者大有人在。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很是关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土司的弊端来看,土司俨然独立王国,无视清朝律法,禁止土民学习儒家文化和科考,残害土民,互相攻伐,远通外国,危害边疆安全,阻碍边疆与内地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往来;从政府层面来看,雍正朝拟在西南边疆推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开采铜、银、铅等矿产;从改流影响来看,雍正朝通过改土归流,客观上达到了边疆与内地进一步一体化的效果,西南边疆的土司大量减少,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度远超历代前朝。清代学者魏源评价改土归流时说:“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此言不虚。雍正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打下基础,使内地的治理模式得以顺利推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铸建铺平了道路。
    由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乾隆朝才能在西南边疆顺利实行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继续巩固内地的治理模式并一直推行下去。经过乾隆朝60年的努力,西南边疆大部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更加接近于内地,但在靠近南掌、缅甸边境的一些地区的土司依然存在,其内地化程度要弱一些。乾隆时期还出现一种社会现象,即内地生活贫困的民人大量涌入西南边疆,清朝政府称为流民,这些流民带去了内地的生产技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严重冲击了西南边疆土司辖地的非封建性社会制度,尤其是流民利用典当土司和土民田产等方式,把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部分流民因而转变为地主,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在西南边疆开始占有绝对优势。这也是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嘉庆朝主张一切政策皆要“守成”,优点是促使西南边疆的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程度继续加深,缺点是纵容了乾隆时期遗留的官场腐败等弊端,流民继续大量涌入,土地兼并严重,各族百姓与官府、地主的矛盾突出,但此一时期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内地基本处于同步,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命运已经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道光时期,西南地区因田产纠纷引起的社会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境地,边疆民族“苦于土司之苛派,汉民之占耕”,经常出现群体性事件,而在云南大理、腾越等回民居住地区,汉人之官绅士庶通过不正当手段占据了回民的大量土地,导致多次发生极为严重的“汉回互斗”事件。为缓和社会矛盾,道光朝制定《汉民典买夷地章程》来安抚少数民族,并查拿教唆边疆民族的“汉奸”,以靖边陲。然而该章程受到了西南边疆官吏与地主阶层的阻扰破坏,基本无法施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深化,西南边疆民族乃至全国民众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持续下降,但也说明西南边疆百姓与内地民众已经同吸吸、共命运,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即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建立一个有地可耕的政权。
    咸丰和同治年间,西南边疆终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回民起义。两次起义不但有大量汉人参与,也有西南边疆很多的少数民族加入,尤其是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更是以回族同胞为主。各族群众在洪秀全和杜文秀的带领下,同仇敌忾,与清朝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清朝政府剿抚兼用,两次起义先后被扑灭,但却沉重打击了内忧外患的清朝政权。从两次起义的参加人员来看,西南边疆各族皆有,且紧密团结,反映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又有所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有所显现。
    光绪和宣统时期仍旧是慈禧集团掌权,但是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与清德宗的奋发图强,西南边疆也出现了一些革新行动,除惩腐、灾赈、减税、改流、文化治边等旧有的民族政策外,还建设了一些近代化的设施,如搭设电线、电报通讯、创办工业等,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
    两千余年来,历代王朝都在努力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期待有一天边疆能够等同于内地。清代的西南边疆即使在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直至民国时期仍然与内地有着很大差异,但清朝前期多有封疆大吏在描述西南边疆时,经常使用“等同于内地”这样的言辞,其中固然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治理西南边疆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但也反映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极其不易与取得的可见性进展。真正实现边疆与内的地的一体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与经济制度,二十世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才得以迅猛发展,时至今日,除极少部分边疆地区之外,绝大部分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百姓的思想观念与内地基本无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强烈。
    四、结语
    自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清军尚未进入西南,就已筹划经略西南边疆之策,其中便涉及到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清朝前期的4位帝王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治边效果,顺康雍乾时期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对清朝政府的主内日益增强,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也随之继续发展铸建。乾隆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直至乾隆末年基本未有变化,嘉庆与道光两朝墨守成规,不谙民情,官场腐败,以致西南边疆渐趋动荡,加之外强入侵,各种矛盾十分突出,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相对降低,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继续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初步形成。咸同时期西南边疆危机又有所增加,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难以调和,终致起义,咸同两朝剿抚兼施,镇压了起义。光宣两朝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有所革新,由于封建官僚地主与边疆农民之间的田产问题并未解决,使得民族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光宣时期西南边界争端不断,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降至低谷,反帝反封建的思潮遍及普通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各民族团结一心,于1911年掀起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虽然国家陷于动乱,但西南边疆与内地却已是牢不可分,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上述变化固然受到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但也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若没有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二年多的治理,并尽可能把民族政策推行至国家最边缘地区,清末西南边疆的危机或许会更为严重。不得不承认,清朝晚期国难当头,西南边疆各民族能够团结一致,反抗英法侵略,保疆固圉,可以说是与历代王朝,尤其是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各种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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