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42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 马亚辉 参加讨论
二、从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来看 首先，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和深化有着密切关系，而国家认同又是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民族的国家认同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无所不涉，而民族政策的范围也很广泛，同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合理的民族政策能够强化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反之则弱化国家认同，严重则会使个别人员背离祖国，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中外历史上不乏先例。其次，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执政政府的认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国家的各项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情况下，各个民族不但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还会增强对执政政府的认同；当国家的各项政策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不一定降低，但对执政政府的认同却很有可能降低。因此，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同样会影响西南边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也会影响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由于清代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不同，也因此造成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出现较大差异，然而无论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如何变化，对中国的认同却一直在增强。 清军初入西南，实行“柔远抚绥”的政策有利于提升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和对中国的认同。明清鼎革之际，土司辖治下的西南边疆各族对明朝政府的认同是高于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的。强硬的武力不会让任何民族屈服，而温柔的安抚才会快速拉近清朝政府与西南各民族的距离，此乃世之常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深谙此道，是以对土司及当地民族采取“柔远抚绥”政策，不但为以后治理西南进行感情铺垫，还可助其快速统一西南。历史现实确实如此，在土司协助之下，清军顺利地统一西南。 南明灭亡后，吴三桂镇守云南，听取洪承畴的建议，奉行“不可使云南一日无事”的原则，在滇黔两省时常用兵，同时拉拢一些土司为其党羽，此种行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背道而驰。清圣祖力主削藩，吴三桂兵叛，清朝政府武力灭之，开始在西南实行“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康熙朝还无力对拥有重兵的土司改流直辖，但也不能对土司单纯地施以恩德，柔远抚绥，虽短期内可增强边疆土司对清朝政府的认同，但迁延日久土司难免傲慢骄纵，无视政府，加上土民多尚武好斗，鲜知国法礼仪，反而不利于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和中国的认同。因此，在构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时，康熙朝还采取武力与政治手段，对土司施以威压，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使边疆土司与土民服从国家治理。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同样有利于构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改土归流有和平改流，有武力改流，和平改流的地区对国家认同之强烈毋庸置疑，但除丽江等个别地区和平改流外，绝大多数地区为武力改流，而学界对于武力改流是否有利于增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则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改土归流严重损害了土司的根本利益，会弱化西南边疆土司对中国的认同。从短期来看，这个观点貌似有一定合理性，但对土民而言，消灭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和欺压，反而有助于提升广大土民对中国的认同，并迅速把儒家文化传播至西南边疆。此外，改流后清朝政府把内地的治理模式推行到曾经的土司辖地，反而促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清朝政府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的认同迅速强化。使若西南边疆继续保留土司，则西南边疆分裂与社会动荡的因素将一直潜存，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危机或许会更加严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同样会受到阻碍。 乾隆朝对边疆民族的“一视同仁”是雍正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正是由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才使得内地的全套治理模式在曾经地土司辖地得以顺利推行，可以说，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内地治理模式的过程，其实就是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认同的提升和巩固过程，国家认同意识在这一时期得以加强。没有顺康雍三朝的前期铺垫，乾隆朝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难以如此顺利，更谈不上西南边疆的封建盛世。 嘉庆朝虽然承袭前朝政策，同样采取诸多惠民措施，但由于清仁宗根深蒂固的“守成”理念以及当时官场的极其腐败，许多民族政策多是形式上承袭，实际执行过程中问题百出，成为具文，使西南边疆的许多民族政策未能达到应有效果。尤其是官场腐败、流民问题、土地兼并等加深了社会矛盾，造成民族关系较为紧张，因而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有所下降，但是经过顺康雍乾四朝的治理，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情感上已经与内地各民族牢如铁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已具雏形。 道光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地主、政府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小型起事和各种案件层出不穷，西南地区的土地兼并可以说是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因田产纠纷而产生的京控事件反映出社会矛盾极为紧张。道光朝欲体恤穷黎，但无力赈济；拟蠲免钱款，但困难重重，前朝的民族政策连形式上的陈袭都已经不可能，基本处于废止状态。西南边疆各民族百姓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接近低谷，纷纷以结社聚会的形式秘密联络对抗政府，大型起义随时都有可能暴发。此时值得一提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咸同时期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民起义，西南边疆各民族不再认同清朝政府，开始举兵反抗。咸丰和同治两朝对起义进行了镇压和分化瓦解，起义被扑灭，但其他小型起事和反抗依然屡禁不绝。通过这些起义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各民族紧密团结，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与西方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出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由于起义反抗的是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分裂国家，说明西南边疆各民族不再认同清朝政府，但仍然有着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有着对中国的强烈认同。 由于西方思潮的进入，清末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光绪和宣统时期清朝政府励精图治，但民族政策大部分因循旧制，少部分有所革新。清朝统治者依然抱有天朝上国的梦想，对民族的认识停留在腐朽的陈观旧念，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视为“夷”的情况并未改变，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并未有所改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长达200余年，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观念早已深植于边疆百姓的头脑，即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有所怨恨和诸多不满，但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时，边疆各民族还是会凝聚在一起，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便是例证。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末已经形成，并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西南边疆传播儒家文化是清代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古人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用人文来教化苍生，让天下民众统一思想，即天下大同，创建和谐社会。清朝政府对文化功能的认识是很到位的，早在清军进入西南之前，云南保山人王弘祚便提出对土司施以文教，用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来教化西南边疆民族。后来云南巡抚袁懋功、云南督蔡毓荣、云南巡抚王继文等也先后主张文化治边，用儒家文化来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化风易俗，效忠朝廷。这项文化治边政策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区一直实施至清末，既增强了西南边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和清朝政府的认同，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向心力，在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强化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