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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家庭语言态度的代际差异研究(4)


    (四)家庭语言规划意识有待加强
    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38)认为家庭语言规划可以分为家庭语言管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和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既是进行家庭语言管理的动机,也是改变家庭语言实践的驱动力。家庭语言意识能够决定家庭成员实施语言管理的特定目的,以及对其他家庭成员所实施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活动。如同其他领域的语言意识形态一样,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具有标识功能,因为它能代表一个家庭对语言的态度和信念,也就是说,家庭语言意识形态能反映出一个家庭是奉行维护主流语言或母语的单语主义,还是珍视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的多语主义;家庭语言意识形态还能反映出家庭语言与其所在的社区语言或社区教学语言之间的和谐与互动关系。
    从个人对语言的态度来看,锡伯族的两代人在普遍使用汉语普通话的同时,奉行汉语和母语共同使用的双语主义。但是,父母对锡伯族浓厚的语言和文化亲近感没有在子女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父母的语言教育期望与子女的自我期望之间也存在差距。家庭关系具有亲密性和私隐性,家长与子女情感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比社区、学校或同伴等领域都要高。两代人之间的语言态度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家庭语言规划意识的薄弱。另外,两代人语言教育期望的差距也反映出了子女在语言传承的问题上缺乏能动性。
    本文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描述了锡伯族家庭的语言态度。首先,家庭是独立的社会终端组织,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和社区的经济、交通、文化和科技等发展的影响。因此家庭的语言规划会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影响因素(Curdt-Christiansen 2009)。微观来看,父母的语言态度、教育期望和他们的双语意识等都会影响子女的态度。但如果父母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传承,子女的态度也不会理所当然地和父母保持一致。宏观上一个家庭不仅需要传承自身的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特征,还要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移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等各种类型的家庭需要因时因地做出不同的规划,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其次,在家庭、学校和社区领域内,我们需要采取动态、包容的语言观。各个机构和主体都不应以语言的绝对纯洁和准确作为测量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的唯一标准,这样既不利于亲子间的情感传递也不利于语言习得者树立信心(Smith-Christmas 2014)。而且,动态、包容的语言教育观也能够更好地促进家校沟通,发挥子女的中介作用和语言能动性(Tse 1996)。再次,中国最大的现实是城市化,城市化带来了人口迁移的日益频繁(徐大明,王玲2010)。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就成了必然的语言现象。如今的言语社区已然无法严格区别哪一种或哪一些语言一定是高变体,或一定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因此,无论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应拓宽并更新他们以往对双语和双言的认识。珍视每一种语言资源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后,语言规划是一个集宏观、中观和微观为一体的立体化格局。国家和超国家的宏观规划固然重要,但像家庭、企业、行业等微观的语言规划也必不可少。因此,生活在多语社区的家庭成员应当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在语言规划中的作用和影响。
    ①参见http://www.stats.gov.c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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