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37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 袁剑 参加讨论
摘要：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 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关键词：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东方学；整合 作者简介：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编号：17ZDA156）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之民族学学科经费的资助。 一、问题的提出：中亚的位置与独特性 区域即分类。自从世界上各大洲及其内部区域的名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识，长期以来，其在历史与学科的框架中就已经被标定了位置。了解这种位置的生成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包括中亚在内的各区域在整个世界结构中的独特性，以及这些区域在学术与知识体系中曾经扮演和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黑格尔的笔下，亚洲是一个与欧洲相对应、代表历史上升阶段的区域：“亚洲构成历史的上升。每一块陆地对另一块陆地都是东方，然而亚洲自身就是东方大陆，同时欧洲却部分地是世界史的中心，部分地是世界史的终点。在亚洲这里，主要的对立面是一个高原与宽广无垠的大平原。这两个地区是必然的，也是构成人们的完全对立的素质和对立的行为的一个起源（和）基础。在这里，独特的东西是山区居民与峡谷地带居民的实质性的交互作用，山区居民有好动的特点，峡谷地带居民则有其扎根本土的习性，（他们）都不像（在）埃及那样离群索居。恰恰这些相互完全独立的素质的关系独具特色。”[1]结合他本人对于欧洲的中心定位，亚洲及其次区域就构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其世界历史哲学框架的必要分类 与阶段特质：欧洲是世界史的中心和终点，而亚洲则是世界史的上升阶段，在这一上升阶段， 中亚与东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分类，塑造了我们当下的一些刻板印象。从内在逻辑角度而言，东方学的实践也正生成于此。 1.近代及其转型 当代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在历史上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并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在欧亚文明互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影响着欧亚东西方对彼此的认知。对此，有学者概括性地指出：“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 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至少要困难得多。”[2] 但是，中亚地位的转变与世界的近代相比，要早上200年，其影响至为深远。“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3]进入近代，随着欧亚地缘政治的变迁，这一区域本身经历了重新定义的过程，在俄国-苏联的内部分工体系中扮演了较为独特的角色。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渐次征服中亚之前，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与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构成了这一区域的两大基本生态类型。其中，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作为浩罕汗国的一部分，其内部并不存在严格的行政界线，当地民众主要以农耕为生，其身份认同主要建基于日常生活的分类，如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类型、经济文化样态以及所在生活地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等，族类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很明显[4]。这一状况出现显著的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中亚给民族与加盟共和国划界之时。 2.两段历史、两种“域外”与海陆传统 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世界近代史的开启，但如果我们对当时的陆海格局进行细致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所谓的世界近代史开端期，在知识获取与生成方面，实际上存在两段并行发生的历史：对海洋与欧亚外部区域的人类学考察以及对近东、中东和中亚区域的东方学考察。这两段一并发生的学术史既塑造了当时两类区域的知识特质，又在此后直至当代的学术版图中，打上了基于地缘与区域的独特烙印。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西方力量的崛起，海洋通道取代陆地通道成为世界物质交流的主要方式，欧亚地缘态势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知识领域的两种“域外”空间，即所谓殖民区域的“域外”和作为陆权帝国内部边缘区域的“域外”。近代中亚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这两种“域外”的交集区：一方面，这一区域是英属印度的“域外”，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俄国这一陆权帝国的东进和南下，这一区域开始成为逐步扩大的帝国边缘区域的 “域外”。作为英俄大博弈的结果，俄国的这种“域外”最终消失，最终成为俄国版图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亚的这两种“域外”状态的重叠，为这一时期对于该区域的研究涂抹上了多样的色彩，英式传统与俄式知识及学科框架在此重叠碰撞，而且经由海权与陆权、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竞争，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有待我们重新理解与认知的新中亚进入当代世界与当代秩序中。 3.新中亚的出现：苏联解体、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潮流的到来，新的中亚空间正在逐渐形成，这种空间已经不限于以前苏联一部分的整体设定，而呈现出新的结构。在这种新结构中，中亚不再是古老丝绸之路关联区域的简单复归，也不再是既有帝国殖民框架下的传统再造，而是一种基于对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体统一性认知与实践的新方向的探索，解释与重构历时性的政治、宗教与思想资源成为中亚各国在独立后不约而同的行动逻辑[5]。在这种大背景下，以中亚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认知与知识实践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路径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直到中亚各国本身与域外各国知识界重新确立起对这一区域及其内部各国的稳定认知框架为止。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与趋势，不仅驱动了中亚的历史记忆，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亚各国的未来可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将历史性地激活欧亚之间曾经存在的丝路纽带，而且还将确立起基于我们自身的对于内地-边疆-周边的整体性认知框架，从而经由理解欧亚中心区域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形成中国的新边疆观、新世界观与新全球观。 二、学科格局及其内在变迁 中亚在人类的认知空间中并不是空缺的，但在记述空间中存在阶段性的疏密状态。在前近代时期，关于中亚地区社会与生计群体的相关记述，主要来自由外界到此的旅行者的记述，这种旅行的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我们关于当地社会与文化状态的基本认知图景：“旅行，尤其是穿越文化或政治边疆的旅行，总是令人激动。旅行也揭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牵涉运输系统，还有政治组织结构和贸易方式，甚至宗教信仰。旅行者本身的动机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还有更为直接的，旅行者的游记有时就是我们了解过 去某个社会，比如在中亚广阔地域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的唯一途径。”[6]这种前近代的知识记述状态，因其区域叙述的不平衡状态，构成了我们在中亚历史认知方面所存在的错位、遗漏、重复，但即便如此，这些记述本身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区域社会与生态变迁的古典资源。 例如，在作为中国历代正史开篇的《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西域三十六国的情况，其中就涉及当代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随着这一叙述框架的确立，中国对于中亚域外知识的记述逐渐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在唐代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当中，就记述了位于如今中亚地区，从素叶水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至羯霜那国（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撒马尔罕附近）的诸城邦的相关情况，其中有些记载涉及当地的社会与人文状况：“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7]认知和理解中亚区域，进而形成构筑古代中国周边观与世界观的内在动力，为我们积累起了关于中亚的足够丰富的域外民族志信息与资料[8]。 19世纪，在认知中亚及其周边空间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传统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知识框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殖民帝国，有一批东方学家专门关注中亚议题，并形成了世界性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各国各类人物所开展的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中亚探险之旅，这些探险之旅目的各异，其中既有基于学术研究目的的，也有肩负军事情报任务的。但不管怎样，正如中亚史研究的前辈丁笃本先生所指出的，进入近代，中亚的探险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兼具科学调查的客观效果：“其一，探险活动从一般的观察描述为主转向以严密细致的科学考察为主，特别是对中亚独特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其二，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考察研究中亚深厚的历史遗产和丰富的人文景观，18—19世纪欧洲和俄国兴起的东方学就与中亚的探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9]对俄国来说，18—19世纪也是其考察活动的丰收期。在这一过程中，1714年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是一个重要开端，随后出现了一批中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 1819—1820年穆拉维耶夫在里海东海岸地区和希瓦汗国考察的成果，1820年列夫申在哈萨克草原考察的成果。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民族学部创立，这开启了俄国民族学史的新篇章。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它主导了一系列重要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由Н· В·哈内科夫与Я· В·哈内科夫等领导的中亚调查，以及拉德洛夫对阿尔泰萨彦高原、西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田野调查。到了19世纪70—90年代，进化学派代替原先的神话学派，开始在俄国民族学中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中亚地区进入了帝国争夺的中心舞台。随后，以阿富汗的中立化为基础，英俄实现利益妥协，中亚基本被纳入俄国版图，进而俄国在基于文明等级的世界地理观念上重构了中亚的历史与叙述空间[10]。以此为基础，俄国对于中亚的外域化的东方学研究开始转变为国内研究。在这一时期，以1863年俄国博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俄国民族学逐步形成了与人类学、考古学资料以及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而Н·М·普尔热瓦尔斯基、Г·Н·波塔宁、В·В·彼夫佐夫、П·К·科兹洛夫等人关于中亚的探险游记作品进一步促进了俄国知识界和公众层对于中亚内部生活着的 各群体的认知。进入20世纪，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新的联盟国家的建立，“在成立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年代里就已决定了苏联民族学的特点：民族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根本改造苏联各族文化和生活任务相结合”[11]。从学科源流而言，苏联民族学是从地理学中发展出来的，是一门研究民族的起源，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形成特点的科学，被认为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为例，民族学学科最早放在地理系，以后又转到东方学系，从1950年起改设到历史系，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起源与历史民族、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家庭问题[12]。“这些问题（民族学资料对解决这些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在苏联科学界是吸取相邻学科（考古学、人类学、语文学）的资料来进行综合的研究的”[13]。随着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中亚地区也成为苏联民族学研究最大的田野对象和最重要的“资源库”。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设有专门研究中亚民族的部门，而在1962年至1963年由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中亚部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民族学家共同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各民族》（两册），对位于如今中亚范围内的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多民族居民及其生活状况进行了 概括性的研究。此外，还有诸如С. П. 波尔科夫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民族学》（莫斯科，1980年），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集团的民族过程》（塔什干，1987年），《19世纪—20世纪初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遗产继承》等。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还定期出版年刊《中亚民族学文集》，这一刊物的出版工作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在继续[1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外部环境，除了作为同一阵营成员的民主德国等国的学者之外，域外国家的学者无法进入中亚区域进行研究工作。当然，在中苏关系融洽的时期，中国学者也有机会与苏联同行一起在中亚进行相关研究。“苏联古人类学家 与其中国同行进行的最重要的合作项目是中苏古生物考察。这个项目是计划用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完成中亚考察团在20年代所进行的工作。新考察工作的前半部分是1959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主要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区，而后半部分即苏联境内的考察工作则一直没能完成。”[15] 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独立后，传统的苏联民族学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存在，但由于联盟国家的瓦解，涵盖原先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学知识框架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中亚各国开始着力恢复自身的历史学、东方学学术资源，并不同程度地向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引入欧美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以此为基础，新的中亚人类学话语正在逐步形成。 从整体状况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研究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从19世纪到 21世纪，学科演变脉络呈现出东方学—民族学—人类学（与传统苏式民族学并存）的总体特征。在研究的主客位方面，以俄国为例，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阶段性转变：在俄国吞并中亚之前，中亚研究是一种域外研究；随着俄国逐步控制中亚以及后来苏联的成立，中亚民族学研究本身成为苏联国内研究的一部分；到了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原本作为国内研究的中亚研究又重 新转变为俄罗斯的域外研究，而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对于中亚的研究也在逐步兴起。随着中亚认知面相的多样化，中亚人类学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