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29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 袁剑 参加讨论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人类学研究概览 在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初期，西方学者短期内存在着将中亚人类学加以概念化的倾向，即忽略中亚区域本身的独特地理与生态特质，而将其他区域人类学的命题贴附到中亚议题之上[16]。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方人类学家长期无法进入中亚进行田野研究以及苏联解体之初西方人类学急于填补这一话语空间有关，在内在逻辑方面带有某种“殖民性”的色彩。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将中亚确立为区域研究对象之一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正如戴维·L.桑顿（David L. Szanton）所指出的：“‘区 域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拥有共同承诺的学术领域与活动群集的一个涵盖性术语：（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对当地历史、档案、材料以及阐释的密切关注；（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以及（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17]他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述这些准备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 如下一些具体的因素：（1）研究者所在国家与那些问题缠身的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2）公共与私人资助方不断改变的兴趣；（3）各个研究领域的学科规范以及学术方面的个人与政 治承诺；（4）在所研究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学者不断变动的关系、争论与合作；（5）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就是说，这是在研究者所在国家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建立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之上的，抑或是被欧洲殖民学者所确立起来的）；（6）学习这一地区语言的难度；（7）这一区域内部的戏剧性事件或冲突（革命、战争、叛乱）；（8）从那个地区移居到研究者所在国家的民众的知识与政治诉求；（9）进入田野、获得档案或进行合作研究的难易程度[18]。他在此所强调的研究领域的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研究在人类学层面上展开时无法回避的内容。 随着中亚田野空间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关研究的日渐开展，西方学界逐步脱离了对于中 亚区域的本质化认知，开始对上述倾向进行反思，将中亚视作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地区，而抛弃了传统东方学视野中对于这一地区的异域想象，但依然主要通过揭示这一地区 多元性和流动性的路径展开[19]。在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研究作品中，以中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表明西方学界尤其是英文学界对于中亚区域的研究处在一个“重新出发”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几方面的动向值得关注：其一，中亚虽然被纳入到人类学的认知区域中，但在分析中往往被用来被动适应在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理论，其本土原生概念的生成不足，这与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概念与范式频出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人类学的中亚研究无法离开既有的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和相关概念，要推进相关研究，就必须认知和承认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学科在历时性和区域性层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另起炉灶的“纯粹”的中亚人类学框架。其二，中亚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独立，其独立时间的较为晚近使得对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相关仪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对象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后续研究能否持续推进也与研 究者所在国家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以及中亚国家相关学术资源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其三，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在全球化和世界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形成了新的移民等流动性现象，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中亚各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主体民族政策等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涉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这些都挑战了人类学既有的关于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主流表述，构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独特的中亚类型。其四，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划界，这一区域内的新生民族国家往往存在独特的跨界民族现象，而一些跨界民族本身又是周邻国家的主体民族，这对既有的区域人类学叙述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问题形成了挑战。其五，鉴于中亚各国新历史书写的需要，中亚区域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国家的形象建构存在着长期的张力与冲突，这都从新的层面凸现出中亚问题本身的政治性特质， 并在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鲜明地表现出来[20]。 以下结合中亚各国近期人类学研究的相关状况，对以中亚诸国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以及相关趋向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梳理。 （1）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因其国土面积的优势以及在当代中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性地位，代表着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地缘政治、文化和历史实体[21]。概括来说，有关哈萨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与族类群体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内部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需要从对其古代史与周邻国家历史的相关比较出发，对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历史形成从语言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历史与文化传统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中 的重要意义[22]。其二，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哈萨克斯坦如何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期？有相关研究者曾对哈萨克斯坦一座工业城镇在这一时期的破产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个案[23]。我们注意到，由于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因此哈萨克斯坦的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将是学术界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三，边缘群体的认同问题。这既是中亚国家的普遍问题，同时也与单个中亚国家的具体国 情息息相关。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有研究者指出，除了哈萨克斯坦的边缘性民族群体如俄罗斯族等，还有位于哈萨克斯坦邻国如蒙古国境内的哈萨克人问题，在苏联时代这一问题由莫斯科来处理，但随着哈萨克斯坦的独立，这一问题转变为哈萨克斯坦与蒙古国的双边问题。这些哈萨克人如何认识和面对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既涉及他们的认同问题，也涉及国家间 的关系问题[24]。 （2）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双重内陆国，同时也是中亚人口最多的 国家。长期以来，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费尔干纳地区一直是中亚人口聚居的中心区域， 因此，当地社群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热点问题。此外，宗教复兴问题以及社会记忆问题也成为 国外学者关注的议题[25]。概而言之，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建构问题。如何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既有的机构和组织遗产，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研究者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独立的新国家被迫调整其机构，以适应新的象征性边界以及1991年以来的独立性。乌兹别克斯坦原先的大学和科学院均被要求重新考虑其研究政策并加以调整，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建立国家叙事是探究中亚各国合法化的各种模式并加以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1991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变迁，使相关机构和知识分子将当代研究与历史需求连接起来，对古代历史的偏爱、对人民的独创性和悠久传统的赞美以及对民族起源的痴迷，都源于此前苏联政权的当代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乌兹别克斯坦需要以更细微的方式重新审视过去的 20年，并重新解读苏联时期的历史，从而更好地认知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自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来，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下去[26]。其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无奈之下的独立，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民众中依然存在着关于苏联时代的浓厚记忆，认识、记录和分析这些社会 记忆，为研究苏联与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与切入点。有研究者对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公民对苏联时期马哈拉社区的记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指出：社区在历史上代表了乌兹别克斯坦仅有的几种有效的传统结构之一，这些结构可以通过对共同的居住身份的塑造来团结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但是，在这些社区的历史中，政治当局经常试图操纵这些结构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这种操纵挑战了居民对社区依恋的本质，并质疑了马哈拉结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27]。此外，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28]、 宗教和社会转型问题，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29]。 （3）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其历史上的繁荣局面与现实中的改革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其当代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30]。因此，对于当代社会转型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研究，成为重要的方面。概而言之，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与发展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经济与发展问题既涉及国家政策，又与其国内的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有研究者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有时被认为是导致其内部冲突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了解这种差异的程度及其内在根源对于帮助制定旨在避免进一步冲突的政策至关重要。研究者使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该国最近发生冲突的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经济差距之后发现，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城市地区吉尔吉斯族家庭的支出略高于城市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家庭，而农村地区吉尔吉斯族家庭的支出与农村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家庭大致相当。城市地区差距的出现主要因为吉尔吉斯族的家庭较小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此外，就住房财产的价值而言，乌兹别克族家庭要比吉尔吉斯族家庭高。研究者最终指出，房价的差异可以用乌兹别克族人拥有较大房屋来解释，这些房屋是较大家庭的住所，也成为经营小企业的基础[31]。其二，历史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结合了对名义上的族裔及基于国家身份的公民认同、公民主权受到削弱的感觉以及在选举中不断崛起的政治势力的相关叙述。因此，民族主义已成为关于吉尔吉斯斯坦治理失效的解释框架中的一种内在动力。这一研究首先分析了阿卡耶夫政权的双重身份——公民和民族——叙事，然 后叙述了在巴基耶夫领导下以民族为中心的吉尔吉斯爱国主义的转变，即主权议题日益重要的作用。奥什事件表明民族主义在当代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中成为影响政治议程和公众认同的关键要素[32]。其三，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与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较为丰富，这些水资源主要来源于融雪以及山顶冰川。这些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也被认为具有治病的神力。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决定利用这些水资源修建水电站时，与下游水资源匮乏的乌兹别克斯坦产生了冲突，双方试图通过交换天然气的方式加以协商。在为能源进行协商的同时，水也具有自己的能量。当地的玛扎斯人常常到瀑布或泉眼边取水，以期治愈疾病。在苏联时期，这些具有治疗效果的泉水被开发为疗养温泉，而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有类似的举动[33]。此外，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关政策及其在地化执行问题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34]。 （4）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最为封闭且油气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与治理模式。概而言之，有关土库曼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与区域治理问题。有学者对土库曼斯坦游牧生活方式的未来走向进行 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比较研究[35]。其二，语言与认同问题。有研究者对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苏联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独特而具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者将这些政策与国家建设、语言规划和多语言使用等问题联系起来，并揭示了在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之后土库曼斯 坦语言政策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认同与意识的不同面向[36]。 （5）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同时也是苏联解体后长期饱受内乱困扰的国家，对于该国社会重建及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是重点内容。概而言之，有关塔吉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转型问题。有研究者对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的女性化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了影响塔吉克斯坦农业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因素，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存在的女性化现象，并指出：土地改革、季节性的男性劳动力外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妇女劳动参与的增加，促进了性别职业隔离状况的改变。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进行了基于案例的定性分析，提供了诸多先前未观察到的就业类别及其特征的重要数据。相关的结果表明，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外流，现有的地方权力体系和男性主导的关系正受到挑战，从而使剩余劳动力逐渐女性化。虽然妇女从事的工作仍然较为低下，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为扩大劳动机会提供了契机，提高了妇女在初级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供应部门中的作用，并赋予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权[37]。其二，国家建构问题。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陷入长期内战的国家，这与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研究者对苏联时代在中亚领土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这些领土变动对于塔吉克斯坦所造成的深远影响[38]。 总体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中，在国家层面，由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在领土与人口上的突出优势，因此这两国的研究为多，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次之，塔吉克斯坦的研究相对最少；在研究议题方面，国家认同、族群政治与宗教等相关议 题依然占据主流位置，水资源、环境与生态、社区治理、性别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39]。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东干人等中亚内部少数民族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与传统， 新的研究领域与对象也正在逐步拓展[40][41]。中国具有与中亚接壤的便利条件，而且研究力量和规模占据优势，如果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持续性地给予相关的支持，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研究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生产空间，也将为我们填补一片巨大而重要的世界视野缺失，并可能为世界人类学提供新的概念、框架与范式。在未来，配合原创研究，还可以系统筹划并推进具有针对性的“中亚古典学译丛”和“中亚人类学译丛”，这也将为学界进一步推进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厚重的外部基础与参考资源。 四、结语：古典传统、学科互惠与中国立场 认知周边是中国认知自我与世界的一个必经路径。中亚与中国西北紧密相连，而关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认知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被称为“西域”的整体框架，且“中亚”概念本身也存在区域上的弹性，因此，基于中国学术本位的对中亚区域的认知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内部自身认知框架的影响，这种“内外交织”的连带性特征构成了我们认知和理解中亚议题的关系基础。此外，中亚与中国的这种历史连带性关系，与其他以中国周边区域为对象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它具有一种与理解中国历史变迁主轴息息相关的所谓“夫作事 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司马迁定律”相对应的历史与哲学维度。这一维度， 为我们后续认知和理解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背景。 基于对中亚历时性发展的认知，仅仅从当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始终存在着某种“断裂”，很难形成一种关于中亚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历程的整体认知图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跟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有关，也涉及整个欧亚中心地区在 知识形态与学科形构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原生区域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历代官方正史已经积累起关于整个西域地区的众多记载，这些记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略，但如果放到历史的同时段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些记载已经涉及这一区域的众多信息， 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文语境下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叙述；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逐步控制中亚地区，这一区域原有的历史知识传统及其呈现方式逐渐被以比较语言与比较文献研究为主的东方学所取代，东方学成为这一时期中亚社会及群体研究的基本知 识形态。随着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其后苏联的成立，中亚地区也逐渐在20世纪20—30年代进 行了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基于联盟国家制度的相关配套举措也影响到学术领域，这一区域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在影响力上让位于后期的民族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 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为中亚人类学新范式的引入提供了新的田野与可能。但是，这种新范式不可能是全然新创的，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和运用既有的中亚知识资源，并实现与近邻学科的互惠、协调与合作。 有鉴于此，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为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具体的研究层面，如何处理包括历史学、 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决定以中国为主体和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基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必须汲取既有的东方学、地理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需要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与分析框 架。以此为契机，结合古代与近代中国对中亚已有的认知，我们将形成当代中国关于中亚的 认知新图景，它不同于西方研究的既有框架，也不同于中亚各国的自我认知，而始终带有回应中国议题的内在动力与学术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