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个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的探索与尝试之路(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18 《思想战线》2020年第1期 赵旭东 参加讨论
个人、社会与文化 对于从事田野工作至关重要的社会、个人和文化这三要素而言，理解其各自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但与此同时，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重要的。基于上间的表述，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图示（图1，此图省略）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这里我们再次遭遇到了前问所说的波动之人，这种波动性，使得人的生命历程必然展现出来一种左右摇摆、上下沉浮以及起伏跌宕的特征。而这种波动人的特征，实际上是受制于人的某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社会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作用力，其核心在分，也就是社会的区分，这种区分经由一种再生产机制而使之结构化，并在社会空间安排上真正体现这种区隔的存在。而相较于社会而言，文化是一种反作用力，其核心在于合，而抵制一种社会分的趋势。文化重在观念意义上的价值引导，对日常的生活和终极的追求都赋予意义，进而激发人们去行动的各种行为。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就是一种波动的曲线，不是说是平滑均匀的，而是各有各的困境和克服困境的生命历程所在，这些困境的存在和克服，都会依赖于社会与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波动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还有两类逸出于这个波动轨迹的人，一种是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成为超脱者，被社会与文化塑造为圣者，还有一种则是被社会与文化所抛弃者，或者自己脱逸于社会与文化而寻求毁灭者。这些大多不在常态的波动人的人生轨迹的涵盖范围之内，属于两种特例，在社会与文化之中可遇而不可求。 不论是怎样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境遇，人的理解都是第一位的，同时，人也是极为复杂的，理解人也就是理解人处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开篇要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人？人首先就是指“智人”(Homo Sapiens)，也就是不同于其他动物之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而言，这差别就在于大脑。人的大脑重量有1400克，脑容量大约有l500毫升，占了人体的比重是2%～3%，更为重要的是，人脑的储存信息的能力是其他任何信息处理的机器所无法比拟的。据说世界上最快的美国白色战略加速计算机（White ASCl）会有8000块芯片，但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可存储的信息量则是这个计算机的1亿倍。因此，人在加工信息的能力这一点上，可谓是所有动物物种中独一无二的。 今天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尝试着要去替代人的大脑的功能，但这实际也只是部分甚至是不那么恰当的一种替代。比如看起来要比人更为勇敢的机器人，它创造出了一些人所不能之事，如可以到人无法承受的辐射环境中去替代人力的实际操作的活动。但问题是，如果机器人是这样无所畏惧，毫发无损，那这还是真正的人吗?大约可以算作是一种“超人”！总之，有着一种超级脑容量的人是人成其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脑区受损的各种病人，其让人感觉奇怪的行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要铭记在心的是，人的大脑绝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大部分大脑健全之人，他们在大脑之外尚有身体性的其他功能，这些身体功能各司其职，影响或决定着人的在各种社会场景下的行为样态。无疑，我们人都有双手，但吃饭时，中国人会使用筷子，马来人则使用右手来抓饭吃。显然，用手吃饭大概都是受到人的大脑运行的支配，如果负责躯体运动的脑中枢这个部位出了问题，不论是居住在地球上哪个地方的此类病人，他要想自己吃饭，不论是用筷子还是手去抓，都会变得异常困难。但对中国人而言，大脑主管右手的脑中枢如果受损了，结果就是不能使用筷子了，而对一个马来人而言，则是再也不能使用灵巧的手指去抓饭吃了。这中间的差别不是别的，显然不是生物性的，生物机制上没差别，差别体现在了文化上面，也就是中国人使用筷子和马来人使用右手去抓之间的在文化意义的分别。也就是在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上吃饭时便一定是要使用到筷子，而在马来人的习俗中，一吃饭便是如何用手去抓饭。而且这中间的差别也一定是有某种不同的根源，它可能是从一种久远的祖先那里因为某种偶然的创造发明而被固定了下来，由此而成为了一个血缘人群的风俗习惯，且因为对祖先权威的强调而难于做一种更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习俗或文化会从其他地方传播过来，这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于风俗改变的考察之上。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的传统权威如果旁落了，那从不同地方而来的习俗或者权威的传播就会变得容易和迅捷。与之相伴的就是，交通、交流和讯息传递如果发达了，曾经在一个地方起到限制和约束作用的传统权威的支配力自然也就会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从其他地方传播过来的被认为是属于更高等级的一种文化及其权威形态。 这种文化形态起伏波动的现象，背后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结构关系出现了波动，因此也就跟社会的概念更为相关，要知道的是，社会首先它不是平的，像俗语所谓真正“一碗水端平”的那样的社会，目前在这个世界之中还没有真正出现过，太平盛世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繁荣祥和，而不是社会等级结构的彻底消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观念上去强调“一碗水端平”的平等之道，但一碗水要想真正端平，也一定要由社会权力机构来加以保障。在中国社会中，要是去强调男女平等的观念，没有“全国妇联”这一机构的存在，那持久性和稳定性就会少去很多。而且在这方面，如果没有高密度的宣传和教育，也自然会少去很多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制衡性的力量，最终的男女平等也便难以真正实现。 因此，在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中，就有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所写的《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在这本民族志的著作中，利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小模型，他称此为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在“一碗水端平”的平权制度和真实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之间来来回回不断摆动，像钟摆那样摆来摆去。利奇所描述的，就是基于景颇族山官制度的民族志。 这种钟摆模型在汉人社会中也一样适用。最为平常的一个例子就是，凡是强调平等的制度，经过一般人的实践之后，总会逐渐向着人和人之间出现差等分歧之路上迈进。这样做的长期结果就是，社会之中抱怨声四起，一种强调公平正义之声就变得极为强劲，但我们实际上又无法从根本上去杜绝或者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只要是在一种适宜的处境之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就会冒出来，无可阻挡，这一点恐怕是根基于人性的。因为依据阿德勒的精神分析理论，人总是会有一种“克服不足追求卓越以求完满”（to overcomeall imperfections and achieve perfection)之心，特别越是自认为不如人的人,越有超越别人的企图心和可能性。显然，身体有了残疾之人，就比寻常之人更具备一种自卑感，也就自然更为具有一种要去超越此种自卑之心的趋动力去行动。比如越是没有读过书，越是想着要靠自学成才来超越自己和别人的人，越是有在学习上要比别人更为优秀的冲动性追求，最后结果也就越有可能比平常人更为优秀一些。或者，恰是因为有这种那动力的作用，而在结果上超出了常人。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的安排里能够允许或者鼓励这样的一种超出他人的价值引导。但这样做的自然结果就是在社会平等上出现了一种偏差，一碗水也就难于端平了。但如果不是这样，人就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行动驱动力可言。在这一点上，甚至都可以说，鼓励优秀也就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一种不平等关系的价值和实践。 因此，要去恰如其分地理解一个社会，首先要知道一个社会的结构，而这个结构背后，实际上必然是隐含着某种形式的不平等或者说权力的不均衡。但一个社会里，判断平等和不平等的主张会同时存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适应可能就是一种常态了。在我最初去研究河北范庄的庙会活动时就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种主张“在龙牌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权的群体中，其所真正维护的却是一种人和神之间有等级关系的制度形式。比如人们要去祭拜的诸神，对于普通的信众而言就是带有一种等级关系的，是高高在上的，这看似矛盾，实际却极为寻常。想想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在民主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要求有这种平等的存在，但所有彼此追求平等的人所相互共同维护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这个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民主的概念仍旧如死去的上帝一般悬在众人头顶之上，似乎只有这种纯粹的位居高位的民主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幸福才有了保证，但实际上与之背道而驰的事情在民主制度下却屡屡发生。很多人甚至为此制度的维护付出了一种生命的代价，包括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家苏格拉底。但一种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对每个人而言似乎极为难于真正去获得和维持。很显然，从民间庙会的细微观察之中可以看出，恰恰一种群体内真实存在的以及付诸规则约束的平权诉求，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等级差距的瞬间归零，但人们所崇拜敬畏之神虚幻的高高在上，受顶礼膜拜，却又给人一种无论如何都要去追求卓越或超人一等的希望和动力来源。在这里，一种虚幻的超越性的不平等，却依靠着一种真实世界中的仪式化和结构化了的平权实践在维持着，这表面看来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个真实发生和并在人们生活之中运行着的悖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所谓的人首先便是社会之人，是嵌入在一种社会场景之中的人，但同时也是文化之人，即受到文化价值支配和引导之人。在此时，社会让行动者有一种真正的行动上的动力落差，而文化则尝试着去包装这种落差，进而让每个人的行动变得合理合法，甚至还合情合理。 显然，人不可能一个人孤立地活着，狼孩儿的例子在许多社会科学教科书里都成为一种常识性的知识了。我们有父母，便有家庭，人离开家庭里的家人哺育是不可能长大成为正常人的，而这些家庭里的家人便是一个人所遭遇到的最初的他者。我们对此会有一种依赖感，小孩子最为喜欢去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尝试去跟自己来玩的捉迷藏的游戏。一个物品吸引了他的眼神，他会紧紧盯着这种物品，当父母把此物品有意地藏起来之后，他会表现出一种双眉紧锁的紧张和不知所措，当把这物品又放回来时，他便会表现出一种极度喜悦的咯咯笑声。在此一点上，说明人是离不开其他外界事物而存在的，人和外界事物是一种相互依赖、互利互惠的关系。人也差不多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开始编织他与周围其他人和物所产生的各种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格尔兹借韦伯之语更乐于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在这其中，有些联系是受到禁止的，有些则是受到鼓励的。这种禁止和鼓励很显然都是跟文化之间密切地连接在一起，最后也反映出某种的社会结构，恰是这种结构，在实际约束着人们如此这般地去行动。比如，在中国文化里，传统上小孩子一出生，满月这个时间最为重要，因为之后就可以让孩子见社会中的其他人了，也就因此渐渐地使一个婴儿通过所谓的社会化过程而融入社会关系之中。等到一周岁则更为重要，家里人对其要有所期待了，传统一周岁“抓周”的仪式，便是为着此种家人需要的满足而设立的。 又比如，在中国文化里，文字很是重要，写文字的笔就象征着是握有文化的人。因此一个婴儿在抓周仪式上无意之中抓到了笔，那就是一家人最为高兴之事。文字和书写在这个文化里就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甚至将其提升到了“文以载道”的高度上去，是道理和道德的承载者、担当者，足见掌握了文字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但在实际社会中也未必全如此，不懂文字但明白道理、坚守道德之人也是一样的多，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很多手工艺人高超的绝技并非文字能力所能完全涵盖的，甚至它就是一种无需文字的技能。但在我们这个文化里，文字能力却被认为是第一重要的，写字好坏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化身，俗语所谓“字如其人”。因此，在社会结构的规则秩序里，掌握文字的人是被安排在最前面一个等级的，选拔人才首先也是要考察其掌握文字表达能力的高低。在这方面官员和掌握文字的人是处在同一等级，共用一个称号，也就是“仕”，这背后能够支撑起这种价值观的便是更为直接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这也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实际上内置了一种掌握文字技能学习，以及这方面的优秀者便可以为官入仕的文化价值观。反过来这观念对社会的反作用力的结果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出名的往往是那些掌握了文字能力的人，比如诗人李白、杜甫，还有文学上的唐宋八大家。那些专门的学者或思想家，也是先要表现出文字能力强才能被人所看重，甚至和大学相对的小学，根本就是指全身心去研究文字之人。 总体上去看待田野民族志，核心就是要对于构成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三个最为重要的要素，即社会、个人以及文化的考察和理解，进而捕捉各自背后的真实意义和彼此联系。因为个人、社会和文化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是密切关联，各有功能、相互支撑的。并且，所有这些又都是可以在田野之中观察和体验到的，而如何能够有这种观察和体验，是跟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曾经在这方面有所总结和尝试，试图为田野民族志方法做一种概要性的总结，因此而有田野八式、线索民族志以及微信民族志概念的提出，它们对我而言，是人生不同时段所运用民族志方法的逐渐展开，而下面的概要性的总结，也许有助于更年轻一代的田野经验的积累和方法工具上的运用自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