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 周瑜虽然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稳定性。无论是“拥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虽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周瑜几成“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 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种低层次的单向、平面的手法来贬斥周瑜，以此来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种幼雅朴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显现出单一而平面的狭隘与平庸，甚至是愚蠢，相当的脸谱化，简单化，不过这倒是颇为符合说唱文学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单纯而鲜明的特征。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儒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能否认，《演义》在塑造周瑜胆略兼人，雄姿英发的儒将风范时，作者广征博引各类史料，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光有历史的有实性，并不等于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更何况指导全书的“拥刘”的思想倾向和小说的创作规律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张飞之猛，赵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无不绚丽多资，闪烁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浓厚的古典浪温主义色调。对于其它人物，便只能以陪衬面日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