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孔子以后，中国历史上，经常要重新修订历史。每次重新修订历史，就是对新旧历史人物的一次价值定性。这种方式在当今社会带来一个后果，连孔子也没有预料到。由于孔子所倡导的让“乱臣贼子惧”的历史警示作用和定性作用，因此，对于被定性为负面形象的历史人物，往往着墨较多。借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判定一个人有罪，一定要罗列出他的具体犯罪事实，用证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而对于正面人物和中性人物，往往比较简单。到了今天，当儒学价值体系被大为冷落的时候，历史上为了警示后人所详细罗列的“犯罪事实”，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贬低、辱骂整个中国历史的工具。好像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些阴暗面，只有这些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的事迹。打一个比方，两个同样干坏事的人，一个人是文盲，干过就算了；另一个有文化，每天记日记。结果，日记成为了犯罪证据，文盲则逍遥自在。 这是价值判断标准改变的结果。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人们看到的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按照西方的历史观来解读中国历史，看到的只有尔虞我诈、权术阴谋、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等现象，却看不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被儒家传统特意贬斥，拿出来示众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不可能出现，即便出现，也一定会被坚决地谴责。 参照秦始皇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拿破仑。拿破仑对历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他所制定的《拿破仑法典》至今都在发挥作用。同时，拿破仑的独裁、破坏、草菅人命也同样昭然若揭。然而，在欧洲历史上，缺乏像中国儒家一样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做法，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就处于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状况，崇拜拿破仑的人不在少数。100年后，拿破仑的崇拜者中，出现了一位对历史毫无畏惧的“乱臣贼子”，名叫希特勒，他实践了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欧洲直到希特勒之后，才像中国古人一样，给历史人物以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性。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儒家利用的是自己掌握文化传承的“史笔”，“春秋笔法”，现代欧洲人利用的是法律。为希特勒翻案，如今在欧洲属于违法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