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西学中源”，这是洋务派中西文化观的内容之一，也是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互补的最简便的方法。顽固派屡屡用西方学理技艺均系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西学中源”论证明西学之可用。这里使用的逻辑至为明快: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可见西学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与华夏文明异类的夷狄之学。从而也就可以说，学西学无非就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说到底，学西学其实也就等于学中学，“师事夷人”其实乃是继承祖宗事业的一种途径。如此一来，所谓“严夷夏之防”的禁忌，所谓“用夷变夏”的罪名，统统不攻自破;提倡西学也因此显得理直而气壮了。 “西学中源”论，因其逻辑简捷有力，加以适应文明古国的中国国人的心理，所以早在明代徐光启、李之藻提倡西学时，已屡屡引以为据。基于同样的考虑，在晚清条件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就又常常把“西学中源”论搬出来，为提倡西学、推行洋务运动振声壮气。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时，写过一篇绝妙的文章:“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① 在这里，“四元”一说，自属无稽之谈，用以证明西方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更是自欺之词。但应当承认，李鸿章之借助“西学中源”论，显而易见是为着论证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具有无可指责的合情合理性质。后来奕也是搬出李鸿章的这一套，用以抵挡倭仁等借“师事夷人”罪名所做的攻击。洋务派援引“西学中源”说，虽多牵强附会，但是对于洋务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倡西学来说，显然大有用处，不但可以用来堵住守旧派咒詈之口，而且可以借此提高自信。 李鸿章凭着这套不很严谨的“西学中源”论，坦然宣称派人出洋学习西学，“事虽创闻，实无遗议”，并且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焉往不学?”“西学中源”论为洋务派“采西学”之议起了摆脱指责、争取同情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反击守旧派排拒西学言论的论辩功能。在与守旧派的争论中，“西学中源”论成为洋务派手中一种颇为犀利的武器。王韬旅欧归来后，主张中国应“尽用泰西之所长”，变古通今，实行变法，可是这位相当彻底的西化论者，却认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在他看来，中国“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他一一举出数学、乐器、船舰、指南车、霹雳炮、测天仪器、语言文学诸端，说这些都是“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②。 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记中依旧相信西学源于中国:“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③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也以“西学中源”论力证西学乃过去中国古文化西传所成，他说中国今日学西学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西学不但可以学，而且必须学;学西学不是耻辱，不学西学反而是耻辱———是对“中国本有之学”的大不敬④。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把用“西学中源”论申斥守旧言论的论证方法，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按照他的严密的逻辑推论，西学是有效的致富手段，不学不行;西学本是中国“古之实学”的光扬光大，不能看成是“他人之学”;所以学它不可耻，不学它反而是数典忘祖。 洋务派所阐发的“西学中源”思想，在反击守旧派对洋务运动的辩难中起了积极作用，引起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广泛赞同，从而大大减缓了洋务运动的阻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不仅如此，“西学中源”论还折射出文化交流问题中几个颇有价值、颇具规律性的认识:首先，“西学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史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不管洋务派思想家的具体例证是否经得起推敲，毕竟可以从“西学中源”论中看到一种确定无疑的文化史实，这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不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文化流传到西方去，西方的文化流传到中国来，这是一个无法阻挡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