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在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期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为东江行政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必须打破这两大障碍物。”为实现反帝、反军阀这一根本目标，东江行署在周恩来主持时期，致力于：（1）“铲除苛政”以整饬吏治。为此，行署先后委派一批检查官赴各地督促整饬吏治；并及时撤换个别反动县长。（2）在东江各地实行“民权”，坚持“民治”。周恩来认为“党政府下之民权，是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劣绅的”。因此东江行政公署解散了徒具虚名、甚至为反动势力操纵的各县议会，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或大会，“凡行政事项，如交通、建设、商务、生产、治安、警政、农工、教育诸要政悉付讨论”。“各县官吏及人民代表，齐集一堂共议革命治理”，“开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3）为巩固地方政权，行署决定取消各县团防局，组织武装警察和人民自卫军，以维持社会治安；并开展清匪斗争。（4）严禁烟赌。（5）积极支持东江革命群众运动，发展为人民谋利益的团体。如积极支援省港罢工；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使东江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支持各属工人、学生反帝斗争和妇女群众应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的解放运动。 广东全省行政统一后，国民政府拟定的改善财政计划在广东开始实行。（1）统一全省财政收入。根据国民政府统一国家财政收入的指令，省政府财政厅训令：“从7月15日起，所有财政收入应一切由法定征收机关征收关理”，财政厅为全省收款总机关。为加强财政管理、健全财政机关，在财政厅下分地区设财政处，管理所属地区财政。（2）制定省预算。根据国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家预算制度、力求财政平衡的要求，省政府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拟定了省预算，要求各机关的支出，依照预算进行。（3）改善广东省币制。根据国民政府统一货币要求，广东省各地设中央银行分行，以政府纸币“为本省商业周转之基本，而外国纸币当逐渐离去广东”。（4）“蠲除苛细杂捐、撤厘加税”，“保护商业、整理交通”。（5）积极扩大产业收入。如设法增加铁路、邮电等方面的收入；注意改善盐务组织及盐务之收入；改善专利制度，以及产业收入等。（6）努力从事经济建设。省内军事已告结束，省政府拟议开设工厂、修筑公路、开辟黄埔商港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整理省财政的计划、措施，对改善财政经济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省政府之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25年10月、11月收入较往年平均月收入“增长6倍有奇”。省政府在改善财政方面，虽取得成效，但也存在严重问题。如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擅自收税仍然存在，不但地方官吏加派加征，而且驻军也设局、设卡私抽税捐。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走私漏税也很严重。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方面寥寥无几。由于开支庞大，财政收支不得平衡，亏欠累累。 广东省政府还致力于取缔危害人民的烟、赌陋习。7月初，省政府颁布了《禁烟条例》和《禁赌条例》，并采取实际行动禁烟赌。如查封烟馆、赌馆，没收贩运的鸦片和惩处贩运者等等。由于省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吸食鸦片及聚赌等恶习，得到一定控制。然而吸烟、聚赌等陋习并未得到根除，而私下种植、贩运、吸食者，就是在军界、政界也不乏其人。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发展生产，省政府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清剿土匪，掀起一个除盗安民运动。省政府除召开除盗安民大会外，还组织了省除盗安民委员会，主持除盗安民事宜，杨匏安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拟定全省绥靖计划；派军队到各区配合地方武装全面进剿；民政厅委派绥靖委员24人会同各军负责指挥各地除盗剿匪工作。为根除匪患，省政府一方面拟议先行筹备款项成立农民银行为垦荒资本，以安插失业者，再令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不致贫而为盗；另一方面，编练四个劲旅，专充剿匪之用，并组织政治警察以杜绝土匪与反动派勾结。广东省剿匪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彻底消除匪患，在当时也只能是美好愿望，而无法实现。 广东省政府给于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省政府公开宣布：在这里“各种人民团体，对政治问题”，都有“自由讨论和建议之权”；保护农民工人利益，扶助其团体组织，以谋其发展。在省政府下特设农工厅，具体指导农工运动及农工行政。由此，广东民众运动得以发展。但到北伐出师后，广东省政府就开始限制农工运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