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年，为适应发展形势，总社从“满提高轮”上迁到香港，并向香港政府的华民政务司注册，要求备案，成立正式的公开组织。但香港政府不同意用“公益社”的名称，后改为“慈善会”。会址设在香港干诺道。“慈善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到各船，在各船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支部。他们在船上组织海员俱乐部，为海员们演戏，举办音乐会，活跃海员们的生活。船到港后，俱乐部还在陆上演出，捐钱，作为海员公共福利基金。但他们的斗争仅限于经济方面，又都比较分散，往往是一艘船，一块地方地进行，所以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它毕竟是海员们自己的组织，能够代表穷海员们说话。包工制的剥削，广大海员难以忍受。 1920年，香港有30多家轮船公司，大多数都实行包工制，只有英国的昌兴公司自行雇工。他们要海员互相“联保”，保证不私逃。如有逃跑者，联保人要被罚款。海员们宁愿互相“联保”，也不要包工头的中间盘剥。但1920年冬，宝泰办馆的工头王德轩、谢诗屏与英国昌兴公司的老板勾结，要包揽该公司的雇工权。他们不管海员愿意与否，一律要求该公司的中国海员加入宝泰馆，并且每月扣除二元作为入馆费用，海员们坚决不干。于是一场反对包工制的斗争拉开了帷幕。斗争首先从“满提高轮”开始，这条轮船上的海员最早组织海员团体，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一天，宝泰馆的王、谢两工头趾高气扬地来到“满提高轮”上，对中国海员宣布：“公司要我们担保你们，你们走了一个，公司要我出500元钱。因此，你们必须加入宝泰馆，入馆每人每月交2元入馆费，就保证你们的职业，否则不保障你们的职业。”海员们回答说：“我们不用你们保，我们自己保自己。”王得意地说：“你们公司已将雇工权交给我们了，你们不入宝泰馆，就不能工作。愿意加入的站一边，不愿加入的另站一边。”结果没有人加入，王气得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好吧！不加入不要紧，明天你们都不要上船干活了”。第二天，他果然雇了一批新工人，把不愿意入馆的200多名老海员全部开除。被开除的人马上找到“慈善会”，要求代表他们与昌兴公司交涉。“慈善会”派人与公司交涉，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推诿责任。“慈善会”又帮助海员找王、谢2人，但王德轩却说：“几块钱还算什么，这不过是手续费！”海员们被激怒了。“慈善会”就写信给“日本皇后轮”，要求他们与自己联合斗争，共同抵制王、谢的包工剥削，得到了“日本皇后轮”上中国海员的一致响应。 不久，“日本皇后轮”回到香港，王德轩、谢诗屏果然又窜到船上，强迫海员加入宝泰馆，遭到大家的一致拒绝。这两个家伙又威胁说，如果不入馆一律开除。一听被开除，海员们火暴三丈，一涌而上，将王、谢两个包工头痛打一顿。然后一个个回房收拾行李，准备下船，宣布罢工。这时公司和馆口准备雇一批新人上船。这些新工人都是从怡和堂雇来的。“慈善会”马上找到负责人翁娇，要他协助斗争，不要破坏。翁娇答应了“慈善会”的请求，没有把新工人派去。这样，老海员下船，新工人没上来，急得船长找公司要人。 最后，公司因怕自己受损失，不得不宣布：“‘日本皇后轮’是客轮，用新工人不当，为营业计，要求工人复工，包工制可以不实行。”“日本皇后轮”的斗争胜利了，但“满提高轮”的斗争却失败了，这使他们深切地感到：“慈善会”远不能达到海员的要求。尤其是后来，当海员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包工制的斗争时，由于“慈善会”的软弱动摇，再加上工贼出卖，没等斗争发动起来就夭折了。失败的教训使海员们意识到软弱的“慈善会”不是工人兄弟的可靠支柱，若想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现代工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