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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6”如此等等。他所列举的“形而上者”、“道”、“本原”为一方，是中学，“形而下者”、“器”、“末”为一方，是西学。中学为“主”、“体”，西学是“辅”、“用”。他把中西两方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内以阐明它们的主从关系，对那时的士大夫具有诱导作用。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更以《西学必以中学为体说》命题，发挥中西书院的旨趣是；“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7”传教士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也怂恿说：“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8”对中学西学这样区分和运用，在王韬这班人看来已是天经地义的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日益明朗，说的人也多起来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西学》篇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已是人们熟知的话。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是同《盛世危盲》一样被列为早期改良派的论著，其《纲纪》篇中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一个说的是“中体西末”，一个说的是“中道西器’，与王韬的立意与用词若合符节。1896年4月沈寿康在题为《匡时策》的文中进而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9”沈寿康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文章发表于《万国公报)上，用“为华人计”的洋人口吻，使人看了怪不舒服。他一字不差较早地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说。  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0”他惟恐中学和西学的位置摆得不正，把时人有关这项主张同神异词的话一起搬了进去。1897年9月17日宣传维新变法的《湘学报》则说：“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它承认西学有其“精微”，取而用之，以辅助中国的“根本”，是对“中体西用’的诠释。1898年5月，盛宣怀在奏荐何嗣焜总理南洋公学事务一折中也说：“臣与(何嗣婫)纵谈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11”“中体西用”出自各类人物之口，并成为各自要求维新变法的原则，谁也没有怠慢这个原则。孙家鼐，时任工部尚书兼管官书局，不久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大学堂，他的话明白宣示是近代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京师大学堂的开办确也是照这个宗旨行事的。而京师大学堂又是戊戌维新直接留下的仅有成果。 1898年6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12。至此，“中体西用”思想已作为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了。 就在这时，1898年5月，张之洞的《劝学篇)撰成，他在《设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全书四万言，就是围绕着这个基本论旨大发议论的。《劝学篇》为何而作?且从《抱水堂弟子记》中的一段话看看张之洞的心迹，这段话是：“自己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13”赵炳麟也摘发其隐衷说：“之洞曾荐梁启超，惧为时议非刺受祸，遂著劝学内外篇，外篇言采西学，内篇宗经典，以抵康梁。14”可见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邪说遂张”，正在冲击“中体西用”的防线。张之洞为了固守这道防线，“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意在堵截，与先前的赞助作用已不同。这也说明了戊戌维新是洋务运动的否定和发展。 显然，三十余年间阐发“中体西用”者不止洋务一派，凡读时务、讲西学的人，莫不接受或附和这一主张，甚至倡发此论者还以早期的改良派居多，因为那时盈中国皆守旧的士人，欲破启锢闭，浸润新知，只能把西学放在他们可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些倡导西学的人，也只能就“中体西用”来立论，过此则是他们不敢涉想的，或者是想而不发。既然谈“中体西用”的人并不算少，何况如数揭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大字来的是在《劝学篇》出世之前，而《劝学篇》说的还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意思尽管一样，何以竟归之于洋务一派，归之于张之洞一人？论者谓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是如此立论的。他说：“甲千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变法’，而畺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读者不察，接受了粱启超的说法，广为引发，“中体西用”遂流而为张之洞的一冢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这些话是有影响的。但他明明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那时的“流行语”，是“举国以为至言”的，张之洞只是一个“最乐道”的人。为什么还是归之于张之洞?因为张之洞这个大言炎炎的清流派，中法战后迅速变为与李鸿章争雄的洋务派强者。他不仅举办了一批洋务企业，而且网罗了一批知识界人士为其创报刊，办学堂。1893年在武昌办的自强学堂，分方言(外国语)、格致、算学、商务四斋，以提倡西学邀时誉。此校至1901年改为文普通学堂。他又撰写了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相标榜的《劝学篇》。后者恰是李鸿章所不及的。 《劝学篇》一进呈，迅即得到光绪帝的赞许，将其“颁行天下”，由军机处印发总督、巡抚、学政各一部，各地相继翻印。洋人亦大为吹嘘，《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连续译载，译者伍德布里奇牧师的前言且说：“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这些言过其实的话大大地夸张了《劝学篇》的作用。梁启超纵览这些印象，没有从“中体西用”的历史进程去考察，强调了张之洞的“最乐道”，忽视了许多人的“乐道”，也隐瞒了他自己的“乐道”。梁启超在他参与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不也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吗? 但必须指出：前此的“中体西用”言论，为引进西学开了路，梁启超等所说的中学西学“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还是向前看为推广西学铺路。他在《学校总论》一文中感慨地说：“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与张之洞龂龂论述中学与西学的主从关系，惟恐日益扩大了西学的“用”会危及中学的“体”，毕竟有很大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