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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预先草拟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5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独秀说： “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6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 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