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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的保护费，都是由烟帮头子做中间人，与军队、烟商两方面事前商定的。比如烟商每两愿出保护费3角，就由烟帮头子与军队方面商量分给军队2角或2角多，剩下的则归烟帮头子收入。也有些烟帮头子有自己的货物或资本直接经营的，获利更大。这每两3角保护费，系指由云南贵州等地运到百色而言。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要缴纳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之多。烟商只要货到广东等地销售，还有利可图，也就愿意缴纳了。如果无利可图，就要求军队减轻保护费，好似要求减税一样。如果当地军队死硬地收费过高，烟商划算不来，他们就设法改道，横直条条路都可以通广东的。军队收了保护费，并不负完全的保护责任；如果遇到更强的军队中途劫夺，无力抵抗，一致遭受损失，军队方面并不负赔偿责任，只是烟商倒霉罢了。 军队从事这种护送任务利润极其惊人，按照黄绍竑回忆，仅护送十万两鸦片过境，他的连队就获利“3万多元”。上一篇中兰台给大家普及过民国士兵平均月收入大约在八元左右，按照一连120人计算（抗战前一个连绝无可能有这么多人），每人平均至少能分到250元，相当于31个月的薪水。也就是说，本来民国一个士兵的月收入就已经超过拥有一百亩土地的5口之家自耕农；而参与一次武装护送鸦片则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155个自耕农一月劳作所得。 新桂系巨头：没有缴获的鸦片我们不可能统一广西  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资料图 第一次滇桂战争在很多作家笔下都写的壮怀激烈，但在当事人看来，这就是一场“鸦片之战”。按照桂系三巨头，滇桂战争桂军总指挥黄绍竑的回忆： 滇桂战争是云南唐继尧因不得志于四川而改图两广。所谓“不得志于四川”，在表面上看是军事政治，而幕后则与鸦片烟土分不开的。民九（1920年）以前，滇黔都归唐继尧统治。滇黔的特产烟土则是分南北两路遍销长江以南各省及海外，北路是经四川、鄂西、湘西分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护国之役，滇军出兵四川，因而滇黔烟土更易畅销，收入更大。 可以说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民九（1920年）以前之能连年扩军用兵，是得力于鸦片烟土。以后，滇军被川军击败退回云南，也可以说川滇战争是由于川土、云土的冲突。唐继尧被顾品珍回军撵走，以贫瘠的云南当然养不了这许多兵。因此反顾拥唐的人乃不得不走广西依附孙中山以图生存。民十（一九二一年）唐继尧背叛孙中山，纠合在广西桂林、柳州的滇军，回滇杀死顾品珍，重复统治云南。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则又走广西，相应孙中山讨伐陈炯明。 这些反反复复的云南变化，都说明云南因为鸦片烟土没有出路，军队不能生存，不得不向外发展。唐继尧既重新统治了云南，而三杨范蒋也盘踞广州。那时川军力量已经长成，唐继尧不敢再向四川问津。又值旧桂系已经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正在纷乱。唐继尧认为是他恢复“霸业”的大好机会，也就是为烟土向南打开出路的大好机会。于是借着讨伐驻粤滇军为名，希图把力量伸张到两广。驻粤滇军虽然上层将领表面上是反唐的，内幕里则是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而贩烟土、发洋财更是彼此可以联合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唐继尧出兵两广的主要原因。 而尽管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战场上把滇军打得稀里哗啦，但是事实上当时新桂系也打到了“几乎全军要断炊”的地步。黄绍竑不得不把追击滇军残军的任务交给白崇禧，自己回梧州筹款。但就在这个时候，上天垂青于新桂系三巨头，黄绍竑竟然缴获了滇军的烟土。 原来滇桂战争爆发时，不但滇军自己携带了许多烟土作为军饷，也有很多云南商人带着大批鸦片跟随滇军入桂。希望滇军军事进展顺利，一帆风顺的把鸦片带到广州，获取那十倍厚利。谁知道龙云、胡若愚部队，被围困于南宁，唐继虞、张汝骥部队又被打得几乎全灭。被困在南宁的滇军，见战事前途无望，把烟土带到广州销售发财的计划破产，于是想勾结广西当地的鸦片商人把手里大约20万两鸦片处理了，可没想到这批烟土被桂系军方缴获。 按照黄的话讲“这就等于最后的胜利。这批烟土就是决定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三期预告：白崇禧为招徕鸦片商人来广西曾命人假扮强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