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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