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 (责任编辑:admin) |